沈从文的糊涂与清醒
读过旧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会发现在现代文学的“大家”里面,没有比沈从文的面目更模糊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现代文学几个重要的活动阶段,甚至找不到沈从文的踪影。他地位的边缘化,他面目的模糊化,它个人态度的暧昧,基本在经典的文学史找不到他的坐标。
沈从文,这个谦卑的乡村知识分子,没有传奇色彩,没有惊人壮举,没有显赫荣誉,平凡伴随他直到辞世。然而,直到大浪淘沙过后,缤纷褪尽的的现代文学走廊突然有些寂寥和苍白的时候,沈从文却如孤岛般耸立,人们才开始重新掂量这个曾经不入流的懦弱文人。
早年的沈从文出生在湘西封闭、愚昧的“蛮夷”之地,世纪初的兵荒马乱,以及祖辈从军尚武的背景,让沈从文有过一段军旅生涯,年少聪慧的沈从文在凤凰预备兵技术班成绩还不错,少年沈从文有过当将军的“长久梦想”,真是令人称奇。然而现实很快粉碎他的梦想,旧军队的混乱、野蛮、无序和残忍,让他觉得“简直无从说起”。但是沈从文没有经历由懵懂到觉醒,由忍辱到反抗,由随波逐流到“寻找光明”的积极转变,20年代初的沈从文,仍然混迹在兵痞武夫的行列,他说:“我不晓得我该做什么,将来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很多人看来,作为苟安一隅的士兵,不能救国救民,至少也要升官发财,但沈从文却是这样的胸无大志。俗话说,人无志不立,沈从文所处的那个时代,在中国,为数不少的同辈人正持袖振膊,喊出要肩负天下兴旺重任的高远雄阔之志,相形之下,不能不让人感到沈从文的窝囊。但是,人生际遇不是依靠豪言壮语来安排,沈从文的窝囊,正体现他处变不惊、随遇而安、平静恬淡的人生情怀。
四处碰壁的沈从文最后“从文”了,他几经周折到了北平,无钱入学,就到北大旁听,后来终于参加了入学考试,却得了个0分,连两元钱的报考费都被退回。后来的两年,沈从文就在经济拮据、无望无助中度过。后来他给几位知名的作家写信倾诉自己的处境,所幸郁达夫被沈的真情打动,雪夜拜访,并资助鼓励了他。郁达夫后来写了有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性》,沈从文坚持了下来,陆续在各刊物写稿,逐渐得到一些作家的赏识。
1925年,在沈从文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写稿与丁玲、胡也频认识,随后,他们相继返回湖南。就在此时,声名远播的胡也频劝沈从文加入“左联”,沈从文却拒绝了。
沈从文首先认为,当初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是否真诚?如果是,为什么突然又要联合?如果不是,当初何必那么做?——这个“乡下人”心理有着深深的疑惧,在他看来,这是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文学应该在关注目前的同时更多地向人类的远景凝眸,如果文学与政治完全结盟,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就会遭到破坏。以加入左联为发端,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的患难友谊逐渐淡漠,胡也频遇害后,丁玲被捕,沈从文与丁玲也断交了,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沈从文这个倔强的“乡下人”,与丁玲、胡也频观念和志趣上的差异是致命的,注定是志不同道不合的两路人。丁玲说“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胡也频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
沈从文把损害文学独立性的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倾向:一是文学与政治结缘,二是文学与商业的结缘,30年代的沈从文已经颇具成就,鲁迅也公开赞誉过他的文学成就,以他的个人智慧,完全可以辨别是非曲直,他的优柔寡断,并不是对党的领导的怀疑与隔膜,是缘于他内心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保持文学的纯粹性。1938年沈从文到了昆明,任教西南联大,老舍曾经建议他担任云南文协主席,沈从文拒绝了。并写下了《一般与特殊》《文学运动的重造》,提出“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满足于一般的抗战通俗宣传,还是深入把握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现实,使其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作家是以‘文化人’身份猎取一官半职,还是甘耐寂寞,在沉默努力中为民族抗战切切实实尽自己义务?”他的观点被当作反动作家观点加以批判。今天,我们回头看,如果没有这些曾经埋头忍耐的作家,关注“民族精神的现实”,现代文学如果光剩“墙头诗、枪杆诗”,将是多么的凄凉和荒诞?
随着抗战胜利,沈从文在坚持对文学独立性和纯粹性的同时,表现出了对现代政治的不信任。他将辛亥革命以来30年的政治归结为“权利争夺”“一种媚化人头脑的催眠”,源于权利争夺的战争正是金钱异化人性导致理性丧失的必然结果,因为武力和武器能统治这个国家,却也能堕落腐化这个国家民族向上的进取心,因此他将重造民族生机的责任寄托在非党派、非集团的学有专长、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身上。并提出以美育代替政治、战争的观点。这篇文章更是使国共两党、右派、左派什么的都不舒服……这就是沈从文,一个并非“骑墙”的沈从文。也许正因如此,注定了沈从文会一次次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党派纷争、革命、政治的漩涡,吃尽苦头。
1948年,不党不团的沈从文46岁,得罪了那个爱写革命口号诗,且在国共两党都能逢源的革命大作家郭沫若。郭先生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一篇名为《诉反动文艺》的文章,批评沈从文“想超越革命拥护第四党”,夏衍等革命人士连篇累牍向沈从文发射毒弹。正在沈从文被炸得晕头转向之际,国民党当局送来飞机票,要沈从文“撤退”到台湾去,到台湾去做官什么的。但他依然拒绝了这个盛情邀请,不依附任何体制,不信任和亲近任何权威,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真正清高和淡泊的立场。
新中国成立了,沈从文这个“第四党”已没有了自己的阵地,“战友们”大都各奔前程,没有人再顾得上他这个孤独的“战友”,于是他万念俱灰,两度岂求杀生成仁,但天不遂愿。1951年7月,作为“反动派”,它被排斥在文代会之外。同年,上海开明书店宣布沈从文的作品已经过时,在开明书店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全部将代为焚毁。不久,台湾当局也宣布他的作品全部焚毁外,并永远禁止再发表任何作品。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同时不能容纳这个谦卑的书生,沈从文的创作从此中断。
没有什么比不让一个作家写作和言说更痛苦的事情了,为此,沈从文在“思索”中倍受心灵的折磨,他颓然倒下,痛苦地倦缩在病床上,除了爱妻和孩子,少有人理踩他。沈从文感到了刻骨铭心的孤独。“……这条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个体生命的独立与自由即将失去意义,原先那个对生命有理性有计划的自己正在被那个宿命论的自己战胜”,大病初愈后的沈从文经过痛苦“思索”,决定不再做文坛上的“士兵”,而转去研究民族服装, 他在北京博物馆给瓶瓶罐罐的文物写标签,每天早早抱两个红薯去上班,等待别人开门,他写过:“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沈从文放弃写作,心想这样也许真的能远离“纷争”, “一介文人”的沈从文没有料到的是,历次政治运动,他仍未逃过批判、斗争、折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作为“五毒俱全”的小人物揪出来革命。他沤心沥血所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列为毒草,他因为一篇研究古代人胡须的文章遭到粗暴侵害,红卫兵诅咒他“不谈阶级斗争却去谈古人的胡须”,他的家被抄八次,他搬了6次家,他被安排去扫女厕所,他被造反派一脚踢了个大跟头,他大病三次,生命悬危……
期间还有两件事情不得不提,一是1958年,红得发紫的周扬出面邀请沈从文搞北京文联的工作,他当面拒绝;二是,文革期间,有人出于同情他的遭遇,建议他去找当年在青岛大学教书时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就是江青,然而,沈从文不但没有去找,反而设法远离,要知道,当年在青岛大学,江青是极其尊敬和崇拜沈从文的,文革开始后,江青在会见一位西方记者时,有意无意间不只一次提到“老师”沈从文。又一次,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诗歌朗诵会,沈从文被邀参加,并被安排在前三排离江青不远的地方,见此情景,沈从文却 悄悄地坐在会场后面。散了会,又悄悄地去扫组织上安派的女厕所。
这就是沈从文,“虽有不羁之才,然志远而疏”。对名利和权威是彻骨的淡漠。虽然人各有志,但和他的同代人相比,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志趣和品质,是独一无二的。人,一时一地一事偶尔淡泊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一辈子远离功名和利诱,远离权威和地位,永远保持独立的人格。有那么多具有超人才华和艺术禀赋的中国作家,在那个疯狂而倾斜的年代,“矢志不渝”地改造思想,企图紧跟红太阳,为民歌唱,最终有人自沉江湖,有人身陷囹圄,有人掩饰失子之痛而高歌“盛世”,最后,丧失自己独立的人格,丧失自己应有的艺术品格和精神面貌,他们实质上远离了艺术,人民也很快抛弃了他们,历史也渐渐忘却了他们。
文革之后,又有那么多的人开始忏悔,或者揭露、批判,为自己的不平遭遇写下五车书。能证明他们的清白、气节和风骨吗?
一个相对开明和宽松的时代终于来临。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然而他却在这年溘然长逝,与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30年来,为什么在文化产业和文学事业高度发达的氛围中,类似沈从文这样的大师,却始终没有出现?
作家,是不能太聪明的,尤其不能太精明,不要对他生存的环境和人情事故太敏感,而是要对民族精神的现实敏感,对苦难人类的生存现状敏感,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作家太聪明,也太精明,太善于做体制的宠儿,喜欢上电视,喜欢演讲,喜欢教育青年,都是合格的宣传部长。尤其一些所谓的大家,或者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作家,与商业愉快结盟,享受从未有过的快感,玩世不恭、道貌岸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集体无耻。
沈从文,这个在新中国缄口40年的灰色作家,盛名却出现在他的身后,到底是谁的错?这个懦弱而态度暧昧的作家,自有他骨血中的清醒和坚决,我们几人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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