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领导的初恋情人

 

鉴于避讳和出于尊敬，不便于实名制，在本文中以“我们领导”指代。

 

这是个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尘封故事。那时节，文革刚结束，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发轫之始，我从局下属工厂车间主任职位上调到局里，为我们领导也即我们局的一把手做佐杂，通俗点说，就是“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吧。

  

一

 

我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又一次响了，我恼怒地盯着它，心中充满了忿恨。电话铃固执地在振铃，无奈地叹了口气，伸手抓起了听筒。

 

机关大楼还是老式的苏式建筑，沉重稳固，严格地轴对称。我的办公室和我们领导的办公室位于大楼的最东侧，一排三大间，中间一间最大的是会客室兼小会议室，左边较为大的，是我们领导的办公室，而右侧较为小的，是我的办公室。我们领导的办公室后侧相连另一间带有卫生间的休息室，我的这一侧则是准备室，就是放置电茶炉和茶具等接待用品的储藏室。各自的办公室都有单独向走廊开启的屋门。我的办公桌上一字摆开七门电话！外线、内线和机关内线各一门、专线四门。分别连接领导、小车队、招待所和经警中队。之所以摆放这么多电话并不是炫耀，而是囿于当时的电信技术也和体制一样正处于转轨时期，外线已经进步到了程控，内线还是纵横交换机，而机关大楼内部呢，还停滞在步进制电话交换机，那几部专线则是更传统的磁石共电电话机。红色的电话机是经警中队的专线，机关大院和机关大楼的门卫是经警中队的工作范围。

 

我之所以发憷接听红色电话，那是有原因的，缘于上访。

 

下属是干什么的？下属就是要替上级背黑锅的。领导和群众那是鱼水关系，领导肯定会敞开心扉倾听群众的呼声，只有那蛮横的保安和无知的秘书才割裂的领导与群众的血脉相连。是的，革命工作犹如舞台剧，既然有“高大全”的正面人物，总的有人扮演丑角啊，例如……我。随之改革开放以来，以前所潜伏的各种矛盾纷纷暴露，群众要求见领导，甚至聚众上访，纷至沓来。通常，在机关大院大门会被孔武有力的经警（保安）截流下一大部分，是的，会有一小部分冲破围追堵截，来到大楼门口，这个时候，经警队长必须身先士卒，以政策攻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来人耐心劝阻到信访办或者“有关部门”。如果，他也无咒可念，就只有问题上交，给我打电话了，就是那门红色电话机。这个时候，就由我来当机立断，是否安排保卫科动用警力驱散“不明真相”的群众。

 

听筒里传来经警队长怯生生的声音，有人非要要见领导不可。

 

“唉”，我叹了口气，接着开始询问重要部分：多少人？什么人？哪些人？来得目的是什么？还有，情绪是激动还是基本平和？场面还能控制吗？围观的人，多吗？……

 

经警队长是个副团职的军转干部。当过兵、扛过枪，跨过友谊关、登上过老山。党龄资历都在我之上，只不过虎落地方，只好屈就。他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一般情况他会处理的。看来这一次是真的遇到难题了。

 

“只有一个……”

 

“什么！”我心里开始有点愤懑，个人事小，只要不聚众，那是一盘散沙。

 

“一个女的”。   这就不同了。在上访的人们之中，最难缠的就是单个女人！单位有个副职领导，工作应酬，常去一家洗脚屋。“泛宅浮家更好，度菰蒲影里，濯足吹箫。”当然是小姐给洗脚小姐给吹箫，可能是兴致勃勃或者大意或者措施失败，结果小姐腆着肚子，来到机关大门要求我们领导匡扶正义，惹来一片观看者。结果是，副职在党委会上因“交友不慎”做了个口头自我自我批评，而我因为处置不当造成恶劣影响而给予了内部通报处分并扣发当月奖金。所以，从那以后，杯弓蛇影，只要是听到单个“女的”来要求见我们领导，就条件反射般的格外恐惧。对此，队长是知道的。他马上安慰我，说来的这个“女的”，他努力斟酌词句，是个……“女的”。

 

这真是实话实说！女的能不是女的吗？

 

队长急了，顾不得掉文了，直接大白话，说来的这个“女的”，不是个“小姐”之类的，只是个“女的”。

 

“呃……”，我长出一口气。稍微沉下心来。只要不是与各级领导有染就好办。

 

来的这个女的大约有六十了。问题是她并不是我们单位的人员甚至不是本地人员，而是外省，很远的外省，一个经警们和队长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来的。要见我们领导。绝对不像是因为任何冤屈来告御状的，而且，而且……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位大婶（在本文中姑且用此来作为称呼吧）对门卫说是要来找……某某某！即直呼我们的领导的大名。

 

中国特色，凡是称呼领导，总是姓氏连同职务或者名字或者姓名后面加“同志”，要是直接点名道姓，那就凶多吉少了。例如，刘少奇主席，或者少奇同志或者刘少奇同志，只有在“打倒叛徒、内奸、工贼”时才直接连名带姓称呼。因此，当这位大婶以难懂的乡音却生生地向门口经警打探我们领导时，某某某，足以让那帮小子有点懵了，汇报给了队长。队长，毕竟是从军多年，很英明地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询问，就直接给我打了电话。

 

我突然轰的一下反应过来了，急急地问道，是从哪里来的？

 

队长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那个外省的地方。

 

省份是说对了，但是，具体的地方有偏差。不怪他，乡音缘故，省份毕竟大都知道，但是县级往下，很容易误听传错。

 

我以最快的语速告诉队长，赶紧打开位于门口警卫室旁边的小接待室的门，把那位大婶领进去，注意影响，好好接待，先倒杯茶，我马上，马上就过去。老家来人，当然，队长并不会认为是我的老家来人。我们领导并不是这个外省籍的，大家都知道，队长也知道。但是，队长曾经是军人，依然保留军人本色，懂得不该问的事情绝对不好奇不打听。

 

这是单位的超级机密，知道这个机密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们的领导。来的这位大婶是，我们领导的……初恋情人！

  

虽说是“马上”过去，但是这个“马上”是需要耗时费精力。首先，我的办公室位于办公楼的最高层，假如我跑步下楼，所有的处室都会急切地传递同一个信息：出事了，出大事了。根据就是小夏居然慌慌张张冲下了楼，那肯定是出于某种和我们领导有关的意外事件；会立刻传遍单位内外，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职位的变更的可能。机关作风建设，沉稳，如果不沉稳，肯定有问题。

 

我之所以能来机关工作，纯属偶然。那个时代，“鞍钢宪法”尚在弥留之中，“两参一改三结合”还要走形式，虽然打右派的阴霾还在，毕但是年轻毕竟气盛啊。针对局事，愤然疾书，按照要求（幸亏没赶上打右派中的“引蛇出洞”，侥幸啊）写了个合理化建议，就是上了个条陈。审阅过的各级各位领导，无不咂舌，不愿擅自定夺。于是乎，层层呈报直达天庭。我们领导看过以后，据说阅后毫无表情，就像赖昌星先生说及的那位“我跟她是一种患难时可以彼此关心帮助的朋友，仅此而已”的著名女歌星著名唱词“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区别就在于我们领导是在我的条陈上划了个圈。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了，能看出问题是小聪明，观看问题而不语才是大睿智。如今社会那么多问题，你还真以为有关领导看不出来啊。会说是银，沉默是金，乱说乱动那是反革命。问题的存在自然有其产生的原因，之所以不去纠正，那是因为有能力纠正的人认为让问题继续存在要比解决问题更为有利。我想，我能有幸在我们领导身边工作，那是因为我有点傻，人们，特别是领导同志，通常都愿意和傻一点的下属打交道。多年后，有一位网友，非常睿智地说：要给自己的老板留有空间，令我唏嘘不已。 

 

我的条陈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只是三个月后，我奉令从基层工厂的车间主任兼技术组长的位置上平调到现在的岗位上。

 

我们领导是一位老大学生，这是个过去的词汇，意思是指“文革”前上学或毕业的大学生。当时还是金梭银梭日月穿梭过，四个现代化似乎指日可待的岁月。也如同电话的制式一样，纵横机正在退出运行，而新颖的程控还生产不出来。文革造成的断代使得老的已经让贤，而新一代的“公务员”还在蹒跚学步或在襁褓之中，承上启下，他们这一代老大学生当仁不让地担任了重任。我们领导算是我的领路人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时我虽然基本定型和定性，但还残留最后的可塑空间。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之中，继承了我们领导的衣钵。例如，雷打不动的午间小憩，还有顽疾的失眠，说话有时不着边际，言必称马列，喜欢国画的写意。以及，如果感到尴尬、心虚或者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准会提及的话题是天气状况，呵呵，今天天气，哈哈哈。有时，我常想，要是我能继承我们领导的职务而不是其它，那该有多好啊。

 

 

二

 

我顺着主楼梯的右侧，以绝对正常的步伐走下去，与碰到的每一位人主动打招呼。态度是一样热情。不能有疏忽，如果哪一天只是由于我在低头想自己的心思而忘记了和擦肩而过的某位科长寒暄，这位科长会失魂落魄，会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打探为什么头上的乌纱在晃动以至于我不答理他，以至于会闹得人心浮动。这就是机关作风。结果会是，我们领导会找我过去，委婉地告诫我，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虽是工科，但封资修荼毒还在古风犹存，会引用老子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会闹得我好几天不舒服。所以，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领导时年五十多岁。五十多岁的男领导，历经历次政治运动的磨难，阅人入骨看人入心，识人了如指掌，是心智最成熟的阶段，而生理的衰老还没有完全显现。但是，却要即将面临人生的最后转折，退休，失去权力。文革之后，春风化雨，首当其冲的是干部终身制。到点要让位，有权不用过期要作废。当这个权力不再面临“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恐惧时，当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不再回荡之后，“五十开外才学坏”，很多五十多岁的男干部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做点什么，作为对自己的忠心耿耿的奖赏或对于谨言慎行尤其是年轻时的失落的补偿或者满足自己曾经的愿望或者欲望。这个作风，后浪推前浪，被传承下来并且得以发扬光大。区别在于，现在的有权之人，放开手脚，消除顾虑，在“不折腾”的允诺之下，大胆走开拓创新，发展自己经济之路，并且硕果累累。

 

“高处不胜寒”啊，我们领导在我们单位是位高权重，必须自我压抑，喜怒不敢也不能形于色。现在回想，他其实内心很孤独，压力很大，真正的孤家寡人。可能是年龄上的差距，我感觉我们领导一直拿我当自己的子侄看待，他知道我有点傻，还讲党性也具有职业道德并且还有点小聪明，所以有些心思有些难题，他愿意找我商量，尽管最终还要他一锤定音，但是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我说了算。有些家事，他甚至不能和老伴唠，但是可以向我倾吐，例如，那个正在局本部院大门口接待室内等候的那位大婶。

 

那是在四清期间，我们领导还是个在北京上学的大学生，三年级。过去，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一段时间内，上大学不但不要学费还发生活费，包分配。那个时候，只要上了大学，就是党的人了，毕业后，就是党的干部了。我们领导因为根正苗红立场坚定，又是学生党员，被抽调去参加“四清工作队”。不过当时他不是领导，只是一名普通工作队员，驻扎在外省偏远县的一个小山村，当时叫生产大队。

 

对于四清工作队员的要求是“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每个队员住进一家农户，当然这个农户必须是贫下中农出身好政治坚定的。我们领导的房东是大队的贫协主席（贫协？难为大家了）。对于这位贫协主席，我们领导语焉不详，只是知道苦大仇深，人很木讷。老两口只有一个孩子，一个闺女，尚在闺中。呃，差不多同庚，比我们领导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是说那个闺女。

 

长夜漫漫干柴烈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们领导那时还年轻，列宁说：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的！但是我们领导没有犯错，这可能会使那些嗜好窥探别人尤其是领导们“犯错”的人略感失望，但事实就是如此。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发乎情止乎礼，道义和道德和信念的力量是可以压倒脑垂体和下丘脑的所支配的荷尔蒙带来的冲动，只是这种力量逐步消失，在很多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以至于如果如此会被认为是ED(勃起功能障碍)。因此，看到以那个年代为背景的电视剧中男女主角动辄未婚就……操，你完全可以嗤之以鼻：操！假的。尽管“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但也只能“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只是多年后，仍会令他日思夜想魂萦梦牵。闺女给我们领导绣纳的几双鞋垫，至今还保存在文件柜中，偶尔会拿出来让我鉴赏。鞋垫宛如国画，以针为笔，以布为纸，以丝线为色，戏水鸳鸯，荷花双蒂，一鳞一爪、一瓣一叶之微也一丝不苟，传神逼真，叹为观止。把玩良久，不忍释手。过后的事情就不免有点伤感，后来，工作队撤回了，我们领导回校，闺女仍留在小山村。那是个纪律的年代，虽然有过山盟海誓，但是岁月沧桑风云变幻啊。我们领导毕业那年赶上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众所周之毕业被迫延期，留校闹革命。等到折腾的告一段落了，我们领导分到我们单位，再回首与外省的小山村试图重续前缘时，长时间杳无音信使得乡下的闺女以为上大学的农家子弟不会再要村姑，伤心之余，庄稼汉入赘“娶女婿”为人妇了。结果是，我们领导洒泪和挺着肚子的闺女挥别，回到了跨省的城里。后来，做了老工人的三丫的姑爷（女婿），后来，就再没有后来了，只是偶尔会拿出鞋垫看上几眼，随后又谨慎地收藏起来。

 

我们领导做了领导之后，有一次跨省开会，途中投宿在一家地级市的招待所里，在这个招待所里还同时在召开着另一个本地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是一个消失的名词，意思是指地、县、公社这三级。鬼使神差般的，我们领导碰到了那个小山村所在公社的党委书记，当然书记早已换过好多茬了。我们领导提及当年他做工作队的往事，随口问了问那个小山村，没提闺女的事，分手时分，顺便把那个年代刚时兴的名片给了公社书记。

 

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他所续写的《资本论》中明确地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在这样的社会中……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如果这个商人是一位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响应总设计师的号召，解放思想发展经济，那就更有意义了。我们领导回来不久，接踵而至的就是那个小山村的支部书记，这是个年轻后生，四清那会儿还带着红领巾拖着鼻涕。虽然没有什么印象，我们领导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嘘寒问暖感恩当年乡亲们的关怀，回忆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光荣岁月，大队支书只有聆听的份儿。作为对于千里迢迢带来的礼轻人意重的土产的回报，大队书记是坐在一辆大解放的驾驶室里，一路颠簸回家的。车上装了整整一卡车柴油机、水泵、化肥、农药等当时紧俏的物资。驾驶室里，在司机和大队书记之间搁置着一个纸箱，一台当时还是很稀罕的彩电。我们领导自然问到了老房东，为老两口先后去世，很是唏嘘良久。得知闺女生了三个丫头和一个小子，丫头都出嫁了，小子是老生子，时年刚当兵，一家人过得都挺好时，很是欣慰。临送别时，在路口，让司机，自己专车的司机，从后备箱中抱出这台彩电，含糊地说送给乡亲们看看。

 

大队支书多精明啊。回村后，没有放到大队部，更没有拿回自己家，而是直接送到了闺女家，私下里很明确地告诉她，是他送的。呃，为了与时俱进，在往下就称呼闺女为这位大婶。

 

下次大队支书再来的时候，不但带来了乡亲们的感激还带来了这位大婶捎来的鸡蛋。不过，这位大婶家里活、地里活忙碌，要照看外孙、要顾及多病的老头，只能拜托支书带来问候。就这样，一来二往，我们这么大的央企单位就和这个外省的小山村建立起了联系。到我调机关任职时，大队支书已经改名为村支书，张口就是来看俺叔，捎带俺婶的问候。初时略有困惑，不过很快就知道，俺叔和俺婶那是两码事。

 

惯例是这样的，我总是早到十分钟，村支书会等我一同进门。我们领导来了以后习惯性地先到我办公室，了解今天对于他的工作安排（是的，通常是我接到会议通知而不是他）。会不惊讶或不惊喜地看看村支书，点点头示意。村支书会不失时机地不好意思的启齿：抗旱，想弄点柴油。这时，我们领导就会坐在我的椅子上，带着老花镜，看着村里的介绍信，自言自语道，哦，六十吨能够吗？定计划要留有余地啊，八十吧，说着随手签上字。然后，自然是我和支书都伫立在办公桌两侧，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闲话，我不了解背景，听的是云山雾罩，但是总是会说道“俺婶”如何，这时，我们领导会表现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只是“嗯嗯”敷衍。老大学生，经历过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残酷的四清和文革，谨慎永远不为过。

 

用油罐槽车拖运回去八十吨农柴，即使是计划调拨价，也会比本地的高价柴油还要贵。支书肯定是党员，也肯定是商人，他会算这个帐的，不会傻到把油品弄回去。这个批文，不用出机关大楼，就被倒卖了。等他走出机关大院大门时，随身携带的黑色的人造革的大挎包里，就会塞满了“大团结”，当时还没有百元大钞，最大的面值只有10元，就是那种正面是传统的工农兵及少数民族的图案，背面则是天安门城楼的钞票。支书回去后，会向村集体交出一小部分，并从这一小部分之中，拿出几张分给“俺婶”，大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逐步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后来，我分管经营业务的时候，他们的村办企业已经颇具规模了，再后来，深化改革，支书顺理成章地成了农民企业家，是他们那个县里的大慈善家之一。对于“俺婶”他当然是感恩的，逢年过节肯定要送点年货什么的，也就是如此。

 

不过，村支书还真是为“俺婶”办了一件实事，装了一门程控，全乡的第二门。那年月，可以跨省直拨的程控还是弥足珍贵的，想我们如此之大单位，整个机关大楼只有两门程控，一门统一配置在机要室，另一门在我办公桌上。我接听的几率要大于我们领导，另外，还可以起到缓冲作用。不过，只从上一次村支书走后，他突然要我拉根线到他办公室，我要再加装一门，他给拒绝了，连市长办公室当时也是只有一门程控，勺子不能大过锅呀。因此，我给他并了一根线，并按照他的要求，把振铃给拆了。这样，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往外打，不用的时候，不怕来电干扰。

 

一天中午，从我们领导那继承的衣钵，照例躺在大沙发上小憩，迷迷糊糊之中听到有人在小声地啜泣，声音很微弱，但是足够吵醒苦恼于神经衰弱的我。侧耳听去，是从我们领导的办公室中传出来的。我起身，蹑手蹑脚推开虚掩的内门，发现我们领导办公室内只有他自己，他在打电话。我缩回身来，轻轻地拿起程控的听筒，“俺叔”和“俺婶”正在述说衷肠。我悄悄地又把听筒放了回去，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偷听壁脚可不是光明磊落的党员所应该做的啊，再说啦，五十多岁的老汉和六十岁的阿婆之间的聊天是很乏味的。下午上班时分，我们领导用内线电话隔着中间的接待室兼小会议室告诉我，他下午要看材料，这就意味着如果来人不是紧迫，就要视情以各种借口来挡驾了。

 

快下班的时候，我们领导踱来我的办公室（很惭愧，我们领导是很平易近人的。时间久了，我悟出，凡是公事，我总要应诏到他办公室，反之，他会来我办公室），东拉西扯说了些什么不知所云，但是我（表面上）仍然听的深有感触。最后，临起身的时候，随口问道：今年的复转工作还没有开始吧。这可真难倒我了，机关工作千头万绪，涉及到方方面面，复转军人只是其一的其一。我有点茫然，含含糊糊地答道，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吧。

 

我们领导在走出门口的时，仿佛自言自语：要是外省的退伍兵，义务兵进咱们单位按照一般干部安排，不知道有没有文件。农村兵，他补充了一句。

 

我对着背影，小声地说，我查查文件。

 

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是说，同意我来查有关文件。

 

写到此，要跑点题了。中国的文件和美国的法案，都会使得各自的非原住民困惑。记得，曾经推荐过一个盗版碟“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仅供那帮青年干部们学习英语口语时参考。这部美国自拍的政治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充分反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官僚们彼此之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几乎每一集都有白宫与参众两院就“法案”问题的交锋。这帮青干的困惑是：美国哪来那么些法律啊。其实，老美的许多所谓的提案或者法案，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红头文件，也就是在行政过程中所要执行的“政策”。不要管“叫兽”们怎么叫，这才是实事求是。以至于后来老外也明白了，在中国办事，有法律依据那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重要的是必须有“红头文件”。

 

中国的文件之多，那也是世界之最。鼎盛时期，各个部门都可以行文行政，例如，街道办完全可以发个文作为收缴，比方说，治安管理费的依据。现在虽然好多了，但是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最难的是内部协调，各个部门发文，相互矛盾彼此冲突不合时宜并不稀罕。举个例子，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记得毛主席给李庆林的回信中“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这封信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发至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员干部”的，按照这个文件，领导要是出于实际情况或者碍于个人情面，可以正大光明地给马庆林或者牛庆林发给二百元或者伍佰元聊补无米或有米之炊，反之呢，要是地方财政困难或者领导看着不顺眼，也可以不发给季庆林，因为并无具体规定每个庆林都要统统地给，假如季庆林讨要无果，就可以以此文件为依据，理直气壮地越级到领导的上级那里，也就是“上访”要求“落实政策”。最近几年，城市化进程飞速，拆迁矛盾格外突出，究其原因，无外乎拆迁户认为补偿低，他们所依据的肯定是“有关部门”的规定，而房产大鳄所给予的低补偿也绝对不是自己拍脑袋出来的，也是依据“有关部门”的规定，只不过此有关部门非彼有关部门，文件之间总是有空子可钻，找出有利于自己的文件是第一步，恳求或者贿赂主管领导采纳才是最后的成功。

 

有些工作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那么有人会故意发坏：难道还有政策性不强的工作吗？别说，还真的有政策性不强的，例如，机动车停车费，比方说文件规定两元，但是要收三元收四元，也得乐善好施啊，这就叫变通或者灵活执行。但是，有的是不能变通的，例如，一个乡，不能同时提拔任职两个乡党委书记吧。这就是“政策性很强”。一般地说，涉及到人的问题要比涉及到钱物的问题，政策性要强。

 

在人财物中，最难办的是人事。尤其是一个大活人，活生生地招摇过市，隐身衣是不存在的。要想光明磊落地生活在阳光下，像假罗彩霞那样冒名顶替是及其不明智的。顺便说一句，很是瞧不起假罗彩霞的父亲，掌握了那么多的资源和权力和财力，完全可以不用出此下策。事发之后，闲着无事，顺便倒回去研究了一下当年的招生政策，结论是，如果当初假罗父，能够把所有的政策用好用足用完用活，完全可以堂而皇之真名实姓上大学。 当然，他必须有一个类似于我这样的佐杂。

 

我们的文件用汗牛充栋或者浩如烟海绝对不过分，上级的各个部门都要制造很多的文件，命令（令）、议案、决定、指示、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会议纪要。在没有网络之前，每年上级都要下发《文件汇编》，虽然根据业务不同各有分类，但总的有几十本，每本都犹如《汉语大辞典》那么厚，硬皮精装本，印刷精美装潢考究。记得都是出动五十铃双排座去拉文件，分发文件绝对是个力气活。

 

下班后，我独自留在文档室查找文件。那时没有电脑数据库之类的玩意，检索绝对也是力气活。得把厚厚的汇编从档案柜里搬出来，逐本浏览。复转工作只是工作之一，虽然我们单位的有关处室里肯定有分类文件，但是，问题是，我不能去那里查分类，更不能让他们代劳。不能让他们望风捕影以讹传讹，这是不需要我们领导叮嘱的。翻检过的汇编在工作台上堆成了小山，但还是没有合适的可用的文件。

 

我们领导看出来认真了，催命似的一会儿一打电话。文档室没有外线，只好用我的“大哥大”接听，那种最原始半块砖头似的的模拟机摩托罗拉3200（我至今还记得我的号码是9014594，那时都是90开始的，因此我的号码就是“要死我就死”，呵呵）。总有一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极其短命，“大哥大”厚实笨重，状如黑色砖头，重量都在一斤以上。非常紧俏，有钱难求。大哥大除了打电话没别的功能，而且通话质量不够清晰稳定，常常要喊叫。更要命的是它所用的镍氢电池，那么大的一块大电池充电后，只能维持30分钟通话！我不得不声色俱厉地正告我们领导，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我绝对难以完成任务。我们领导大约也感觉出欲速则不达，口气缓和了很多，非常关切地提议道让酒店给我送晚饭去。我说不用了，我已经把他休息室里的点心给吃光了。他连忙说，吃吧，吃吧。

 

直到午夜时分，我终于在一个早年的汇编中查到了一个批复，大约是某省报告说，当地有些退伍兵因水库占地，请求异地安置，当否，请批示。虽不贴切，但不离谱，完全可以参照执行，只要接收单位同意。肯定的是，接收单位同意。

 

次日，那个专车司机，跟屁虫似的瘦高个小肖，跟我抱怨，说昨天我们领导宴客，像跑肚拉稀似的，一会一出来打电话，连贵宾也纳闷。跟屁虫搭讪：咱们领导又搞了个相好的？我没搭茬，我知道他在套我的话。我了解我们领导，虽然有寡人之疾，但是绝无断袖之嗜，而且我们领导是真正的胸襟宽广五湖四海，不在乎割靴之谊。

 

仔细地看完那个批复，我们领导沉吟良久，他知道我尽力了。我献策说，“一般干部”安排好办，先“以工代干”过渡一下嘛。不过，要先预留好岗位，没有岗位可不好安排啊。

 

我们领导深以为是，模棱两可地点点头：嗯哪，那就随便找个岗位吧。

 

我找到了人事处长。此次复转军人安置，我斟酌了一下，好岗位因人而异，我认为是好岗位，别人可能还不认可呢。于是，我对人事处长说请预留“三五”个较好的岗位。处长也要留有余地呀，等到处长布置给科长，就变成了“七八”个最好的岗位。所以，在张榜公布的自主选择、择优录用的岗位中，最后可能会有十几个岗位榜上无名。机动名额嘛。

 

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调出地区“有关部门”的商调函，对方若不配合，那是无咒可念的。在我们这一亩三分地上可以关起门来称大王，但是外省外县就鞭长莫及了。

 

就像当年辽沈战役中林彪一边嚼着黄豆一边说:“告诉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我们领导也是要求我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任务，区别在于当年是要守住阵地，而我是要去攻克堡垒。我空着两手登上火车。

 

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是到地方办“人事”，绝对不是几条烟能扫射开的。打个比方，为了节省比方说两元钱的市场管理费，完全可以给市管送个MP4（疯啦，呵呵），但是，力拓铁矿石贿赂间谍门中的胡士泰先生要是以为拎着两瓶茅台就可以打天下，那绝对是……不会被抓的。因此，只能相机行事。

 

在去那个外省小县的硬卧铺上，碾转反侧,彻夜未眠。我想好了，哪怕是程门立雪，像当年加入红卫兵那样以标准的军姿站立以求禀奏，哪怕是效仿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扬州颜氏，头顶说帖，跪献江干，也要把事情办好。但是，但是！事情发展太出乎预料了。

 

当地“有关部门”的“政委”刚听完我的自我介绍，激动地一把攥住我的手，热情地摇晃得差点脱了臼，连声说：“你们这些同志，请都请不来呢，还说什么求援的话，太见外了！”地方同志就是爽快啊，虽然早餐刚过，立即就拉我到了本县最豪华的饭店，朋友来了有好酒啊，全体领导地主之谊，轮番敬酒。这顿饭一直吃到夜半，才送我去了招待所。连吐了三次，直到下半夜才多少清醒点。我初始纳闷，想不明白咋回事，直到天将拂晓，我恍然大悟，呵呵，榜样的力量无穷啊。那个小山村和村支书迅速致富的童话早已不胫而走传遍全县啊，因此，我傻乎乎地送上门去，他们能不喜出望外吗。

 

连着三天大宴，我实在是“草鸡”了，告饶不跌。席间，我说了说情况，同时提出来个计划外的补充，要是能弄个三等功、班长、党员就更好了，如果有这三大件，我们回去后比较好处理，当然，如果没有也行，只是我们工作量要加大，要走曲线还得有个过程。“政委”拍着胸脯保证全包在他身上，没有任何问题。这些事这样的事，他们不是第一次办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办，政策熟悉轻车熟路。拍完胸脯，就该拍脑袋了。意思很明白，希望我们支援他们，这次轮到我拍胸脯了。具体的条件，这些人都还在，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大约相当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琦善“私授”香港一样。不过话又说回来，反正崽卖爷田不心疼，用我曾结识的一位川妹儿的话那就是：“咱是鬼家的瓜娃子，咱不卖鬼资哪个来卖嚒。不少闷登儿想不开，脑壳头有乒乓。哼，跳脚罗嗦的到龟儿子箩篼后头，咋个安逸嘛，就萨过了，格老子！”

 

地方上的“政委”果然没有食言，后来在转过来的档案里，这位大婶的孩子，居然在最后刹那间的冲刺中，不仅入了党（预备党员），立了三等功，而且居然还代理过排长！

 

琦善当年只是把一个小渔村出卖给大英帝国，百年后我们收回来了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而我所牵头所搞的那些以劳养武的联营公司，那些庞大的国资，最后都肉包子打人改制成了民营企业家的资本，其中“政委”还有几个某人，几乎拥有了全部的股份。饮水思源，他们感恩于我，仍坚持偶尔探望，直到我下岗后戛然而止。

 

去的时候两手空空，回来的时候，软卧包厢被土特产塞满。闹得列车员老盯着我，以为是长途贩运。不过，那时坐软卧还要县团级的介绍信，列车员没好意思要我补票。

 

 

三

 

我推开小接待室的门，室内只有一个人，那肯定就是那位大婶了。咱们是共军，总得有个官衔呀。为了确认，我谨慎地问道：你好，你是某某某，某主任吗？这位大婶据说当年干过妇女主任，不过被人称呼某主任，还是第一次。

 

老太婆，是的，即使今天我已经是老汉，但是回忆起来她仍是更为衰老的老太婆，艰难的岁月使得她的外形要比年龄更为苍老。她呆呆地很拘谨的挨着沙发边坐着，看见有人进来抬起头来，几乎有点呆滞地看着我。对于被人称作主任，很是迷茫困惑。北方地区的旱情似乎留下烙印，身形佝偻，满是皱纹的脸上努力挤出菊瓣似的笑容，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双目混浊无神，年轻时乌黑的头发已如严冬初雪落地般灰白，满口的牙齿缺失近半，说话含糊不清，以至于她的乡音更加难懂。

 

这太大相径庭了，与我事先所有的想象一点都不一样。我过去听我们领导漫谈他过去的往事，说到动情之处，甚至会潸然泪下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也难以把眼前这个瘪嘴老太婆和溪边翠柳身姿袅的村姑联系到一块。我开始怀疑我们领导是不是有点臆想，为了逃避现实，从而把自己观念中的理想性格、生活状态加于过去生活中的某个人身上。

 

不过，我没有资格怀疑我们领导，简单寒暄，我出门叫了辆出租车把她送到酒店，本市最好的酒店。之所以要找出租车，那是因为我既不能动用小车队的小车，因为那帮司机会立即成为“路透社”的新闻来源，也不能开我那辆破吉普，因为车只能放在酒店门前的停车场，会有偶尔路过的熟人无事生非告知其它领导，于是，有的领导会无毫无目的地随口问起，说，怎嘛那天看见你的那辆吉普停在某某酒店门口，是别人借用了吗？对此，我得自圆其说，撒谎是极其不明智。所以，我只能费劲地拦截出租车，那辰光，出租还是新生事物呢。

 

安顿好后，在回来的路上，我不禁想起了一件往事。

 

有一次，陪同我们领导宴请上级，吃浙菜，就是八大菜系之一的浙江菜。江南水乡人杰地灵啊。谚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尤其是细雨飘飘游西湖，波光粼粼，淡水碧林相映成画，霪雨霏霏，湖面薄雾如纱，很是富有诗意令人回味。更可贵的是江南才女娇小玲珑，好一个“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包厢的服务员是地道的浙西少女，肌肤娇嫩，身形苗条，身着无袖短旗袍。飘然的长发用一根淡黄色丝带轻轻挽住。温柔可人，殷勤的服务恰到好处。用餐时，我发现我们领导有点魂不守舍，眼睛不时地随之瞟动。

 

送完客人，在酒店门口，我们领导没头没脑地自言自语：“真的是很像”。

 

我知道他说的是像谁。结完帐，我在给我们领导拉开车门时，悄悄地说：“我给她加了个菜。”

 

“嗯”，我们领导不置可否。但是旋即又问道：“加了个什么菜？”

 

“西湖醋鱼。”

 

“哦，应该加个松江鲈鱼。”

 

望着领导的专车绝尘而去，充满自责心中那个郁闷啊。西湖醋鱼是草鱼，鲈鱼要比草鱼贵啊。

 

多解释几句，所谓加个菜，是很隐蔽的说法。意思是如果对于某位服务员良好的服务表示感谢（私款请客不用如此曲线），写感谢信之类只会令人耻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给小费之类那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作风，而且不符合财务制度。因此，就时兴了加菜。意思就是多点一个或几个菜肴，照账付款，菜呢，并不给后厨下水单，而是把菜金算给了服务员小姐了作为奖赏。所以，有很多深谙此道的服务小姐，在酒至大半酣（别全醉，否则很有可能醉死不认这壶酒钱）时，会在续茶或收拾残盘时，来到主陪或者签单的那位身边，盈盈顾盼秀色可餐，娇憨顽皮柔情绰态，娇柔婉转美艳不可方物。会借着倒水之际，轻俯身子，贴在躯体旁边，脸微微蹭着脸，莺声细语，咬着耳朵，嗲嗲得令人发颤：“大哥，给咱加个菜呗。”说着，用自己的辫梢拂过对方的脸颊，略微弯腰使得领口开襟正好与视线平行，同时短裙恰到好处地遮盖住对方的一只手。老油条们借着酒劲，在默许或怂恿下会涎着脸趁机吃吃豆腐。

 

真正的秀色可餐。如果五六个领导居然能够吃掉七八只烤全羊，千万不要以为是饕餮或者饿死鬼托生，友邦惊诧。庞大的招待费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因为，吃吃喝喝，不仅是要填饱肚皮还要捎带解决其它的饥渴。该知道的都知道，不该知道的没有必要知道。只不过他们不仅吞噬了秀色，而且也侵蚀了本色，那些曾经让普通民众敬仰过的本色在牢记宗旨的同时正在迅速地褪色。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四

 

我们领导是独自一人来到这家酒店的，他在酒店门口就打发走了那个跟屁虫专车司机，说是会搭我开的那辆破吉普回去。当他来到预定的包厢门口时，我已经站在门旁鹤立了。他见到她，眼睛只是一闪随即就暗淡下去了。是的，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差距是在是太大了。西湖醋鱼，那浙女，水灵灵的南国佳丽，写满沧桑的北方老太婆，太有点天壤之别了。我放慢了脚步，稍稍往后撤身，准备开溜，我可不想当电灯泡。我们领导发现了我的小动作，叫住了我，一起来坐坐。这并不表示不见外，而是表示领导可能改了主意了！就在那一刹那间我有了不详的预兆，我前一段可能做无用功了。忸怩了一下，我坐在他俩的中间。三人就坐，没法不在中间。

 

边吃边谈是国际间交流的一种惯用方式。我是按照接待省部级的标准安排的，大概是这位大婶迄今吃过的最好的一餐。随之冷盘热炒开始上桌，聊天开始了。我们领导如同其它所有领导，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春耕夏锄全想到，防旱排涝挂在心；关心社员衣食住，问寒问暖问生活。不过，当年约莫着问的是队干部，当然会深情地说：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这位大婶当年当过队干部之一，但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了。我们领导跟她谈这些，就有点……用羊城朋友的话讲，也许就是“鸡同鸭讲，眼碌碌”，咳啦，咳啦。

 

面对这位大婶几乎是无动于衷但是有些惶恐的反应，我们领导轻轻吁了一口气，开始谈起了天气。可是，她却想向他，谈孩子的事，眼下，她最关心的是孩子。

 

什么叫秘密，秘密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只让规定的人员知道的事情（“双规”哦）。例如，解放前夕，国民党军统为了要知道重庆市委书记是谁，开价十五两黄金收买叛徒。今天，台湾的国民党情治单位（即情报单位，两岸语言差异）估计只要出三千新台币，沙坪坝区的很多党员可以告诉他们现任市委书记的真实姓名，如果肯出交通费和误工补贴，甚至可以带路送他们去市委大楼。

 

不过，当这位大婶沉不住气生平第一次坐火车坐了一晚上硬座过来的时候，这仍是超级机密。电话里，我们领导只是模棱两可的表示可以考虑，详细过程不能跟她说，更不能跟她的孩子说。这是个及其敏感的事情，送一个兵要花很多的……嗯，努力，不就图个退伍安排吗。而且，和平年月，能当兵不仅是光荣而且也是家长有……嗯，本事。过早泄露，会起内讧的。另外，虽然基本落实，但是即使是神通广大的“政委”也无法改变岁末退役的规定时间，只能再等。可是，这些曲折过程无法向一个农村老太婆讲清楚啊，我们领导只是含糊地表示“正在研究”之类，但问题是，她，一个几乎是文盲的乡下妇女，委实放心不下。她以为他当这么大的官，只要点头就可以了。唉，对于我党的政策不了解啊。更为糟糕的是，她居然没吭气自己跑了过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会空穴来风把她和孩子的安置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谣言会野火般地传播开来，会说这孩子是我们领导的私生子！绝非危言耸听，防人之心不可无哪。我们领导如《陋室铭》中所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乡下老妇凭什么要指名见我们领导，市井传言并无大碍，但是，谣诼如果被急于抢班夺权的人抓住，会把这些疑窦添油加醋地汇集到我们领导的领导那里。幸亏我反应机敏，如果把她引入机关大楼，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位大婶不知道宦途艰辛官场险恶，还以为和村干部一样可以一手遮天呢。她执拗地要谈孩子，她的孩子，她和庄稼汉的孩子，而我们领导则坚持要聊天气，未来的天气变化。我借口催菜，溜了出去。

 

我来到吧台，直截了当地要求上鱼。当地习俗，正式酒宴的最后一道菜是鱼，取富足有余的谐音，然后就该上汤上饭了。吧台很为难的说，还有几个菜已经都下锅了（托词，众所周知）。我说，没关系，都算我账上好啦。

 

我在包厢外的走廊上转悠了许久，直到那条鱼端了上来，我才跟着鱼尾巴进屋。她默然地在听我们领导高谈阔论厄尔尼诺现象。

 

第二天，她坚持要回去，拒绝了我再三的挽留。只是我借口买不到车票，才使得她勉强同意多呆一天。她惦记着家里，她的家里，她的韭菜畦子，鸡窝晚上堵好了吗，猪喂了吗，老伴的草药大闺女是煎不好的，小外孙想姥姥，零零碎碎，屋里屋外。她对于我领她去参观的那些名胜古迹毫无兴趣（至今我还懊悔做了件傻事，以己之心去度别人之意，咳，经验主义害死人哪），只有路过农贸市场时，才提点情绪，打探了一下蔬菜的价格。

 

次日，我们领导开会，没空，一客不烦二主，还是我，开着我们领导的专车送她到火车站。我们领导非要坚持要我而不是那个跟屁虫专职司机开他的专车不可。虽然我会开车，但是，毕竟我是下乡知青开拖拉机出身啊，都是手动换挡啊。这种3.0的车，当时算是很高级的，是无级变速自动换挡的啊。我以前可没动过啊。可是，对此的答复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实践出真知。没法，只好上路了。一路上别别扭扭，连闯两个红灯，警察叔叔气愤不过，骑着摩托追了过来，从后面看看车牌，又绕到车前再瞅瞅，犹豫了半晌，估计不想自找麻烦，忿恨地使劲鸣响了警报器，扬长而去。车上是他让跟屁虫给买的东西，后排座和后备箱塞的满满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全是装好的纸箱子和封口的编织袋。

 

回来交差后，我们领导要我起草一份文件，说是传达市委工作会议精神。我非常惊奇，因为市委会议，说句实在话，我参加的比他还多，只有他不去的时候，从未有过我缺席。因为，回来要落实，落实就是发文件。如果我不去，他回来还得向我传达（绝非戏言，实话），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不知道的会议，文件怎样起草？不过，领导嘴大，他说啥就是啥。我问，什么会议？

 

关于今年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安置工作会议。

 

哦，是吗？……哦，什么精神呢？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转业复员退伍军人优抚安置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要增强政治观念、组织观念、法纪观念，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不允许个人说了算。各个部门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坚持照章办事，严格履行程序。要自觉抵制来自各方面不正之风的干扰，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要实行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安置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主要责任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违反原则、条件、程序和纪律进行安置的，要严肃查处，问题严重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张榜公布……举报……（下略）”

 

对，就这么写。

 

我心里很难过，我知道，这份文件的最主要的阅文者就是那位大婶了。这是搪塞之词。凡是你的领导拿出一份文件来表示他的难处时，你应该明白，你所要求的事情他是不想办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历史事件和人物会重复出现，马克思则补充说，一次会是以喜剧的形式而另一次则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我还目睹另一次功成名就后与初恋情人的缠绵。那是在此几年后的后来，我平调去主管业务所接触的富裕商贾中的一位。那是个成功的倒爷，婚姻随之财富的增长而变化，老婆越来越年轻，而婚龄却越来越短，当他终于甩掉了新婚燕尔不到周年的第四任妻子，一位年轻貌美的地方曲艺女演员之后，出于对于贪婪的女人的厌恶，突发奇想，非要再找寻那最初的恋情。找回真爱。就像所有的童话那样，千辛万苦有情人终成眷属。已为人妇的初恋情人（就是第一次搞对象那丫）又回到了他的怀抱。结果，才几个月，就闹着要离婚！

 

只要我在职在位，大家肯定都是朋友。俗话说，朋友如兄弟，妻子如衣服。我很关切地问道，咋的啦，大哥，听说你又要换衣服啦。

 

事隔多年，可是至今我还记得他那愁眉苦脸的模样，而且一想起他那略显夸张的姿态就忍俊不禁，他仰面朝天长吁，紧咬牙关，从心底肺腑发出撕心裂肺的哀鸣：唉呀妈呀，咋妈了个巴子那么砢碜人哪！他是说，他真的没有预料到，洞房花烛夜，两人袒露心扉的同时也袒裼裸裎（文言，就是大家都光屁股的意思），四十多岁事业有成见过世面也见过南国红粉北地胭脂各地如花似玉的小姐的倒爷，第一次见到朝思暮想的初恋情人的庐山真面时，却恶心地几乎要呕吐出来。是的，二十几年在宇宙史上只是瞬间，但是足可以使得人间的一朵花枯萎，像刘晓庆那样装嫩大约只能是穿着华丽的盛装来糊弄镜头和镜头前的观众，而已，甚至拍不了三级片！初恋时不懂爱情，但是初恋时，也没有赘肉啊。岁月风尘，昔日红润的脸庞开始发黄，黑丝掩盖不住白发，洗去脂粉会露出眼角的皱纹，曾经孕育生命的小肚子变得臃肿，而哺乳过的乳房免不了松弛下垂。更为难堪的是，现在昔日的初恋，已不再是浪漫的大丫，而是自己和前夫的孩子、娘家双亲和娘家亲属的三个代表，女方的三个代表和男方的三个代表是很难构建和谐家庭的。

 

好马不吃回头草，初恋只能是作为美好的回忆，如果硬要变成现实，那只能是苦涩。聪明的女人都会懂得把自己最好的印象深深的镌刻在男人的心灵深处。读《汉书·外戚传》，汉武帝刘彻的宠妃李妍，生得云鬓花颜，婀娜多姿，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但由于身体羸弱，更因为产后失调，萎顿病榻，日渐憔悴。汉武帝忍不住屈尊来探视，李夫人却用锦被蒙住头盖住脸，说道：“身为妇人，容貌不修，装饰不整，不足以见君父，如今蓬头垢面，实在不敢与陛下见面。” 汉武帝坚持想看一看，李夫人却始终不肯露出脸来让皇上看到自己病恹恹的样子。汉武帝离开后，李夫人的姐妹们都埋怨她，不该这样这么做。她回答说：“倘以憔悴的容貌与皇上见面，以前那些美好的印象，都会一扫而光，还能期望他念念不忘地照顾我的儿子和兄弟吗？” 

 

可是，这位大婶没有研读过史记之类，只是在当年要求入党的时候（四清的时候，我们领导还是介绍人），囫囵吞枣似的由组织上组织学习了《联共（布）党史》和《中共党史》，不过，这两史是讲阶级斗争的，不会说到男女私情。现在入党，好像不用学联共（布）党史了，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存在了，解体了。

 

再者，求领导办事，尤其是这种资深交往起源无猜，就是说当领导还不是领导时就关系密切者，多年后因个人诉求不得不求之，若地位悬殊，切忌自以为旧情未泯，公然登堂入室。这是在给领导脸上抹灰。为人公正、秉公处事、不徇私情、一碗水端平，是领导之所以做领导的根本。公然相求，是把领导至于两难境地，当然，只能牺牲旧时友谊来博取清名。

 

有位同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即使是毕业后各自东西，也是互相勉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只不过我时乖命蹇，一直在大踏步地原地踏步，而他，左右逢源，一步一个脚印，官至已经能办事的地步了。多年后，年月渐长，桑榆暮景，工作亦因改制，日暮途穷，但是偏偏也和所有人一样，到了因家事要求人的境地了。思来想去，只能开口向故旧告帮。市井行情我是知晓，无奈家境式微，砸锅卖铁恐怕也不够下属的门包，更甭说进见之时必有的贽礼了。再者，以我现在的身份登门拜访，那不是给他增光，而是给他丢人。但是事逼无奈，只有硬着头皮在工作时间打过去电话，报上姓名，反应冷淡，略一寒暄，直奔主题。听毕，只一句：“嗯，我知道了。”不容分说，电话扣上，再就杳无音信。三周后，所求之事由有关方面正式通知已落实。

 

知道我所求之事的难度，了解情况的同僚好友大为惊诧，私下里问我，曲折过程，花了多少，怎么个……数。我淡然相对，一个电话和……友谊，几十年的同窗友谊，而已。

 

是的，如果能互为援手相互合作互利共赢，也就是说你能有回报，那友谊是资本，而资本是可以增值的；但是，如果不幸你只有求人而无被人所求之处，那友谊就只是资源，而资源是有限的。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某些旧友六亲不认的抱怨就会少了很多。

 

那位大婶带来了三只当年的小公鸡。她还记得当年他非常愿意吃当年的小公鸡，只不过那时候珍贵，一只小公鸡要全家人分享，她趁着爹娘不注意，把自己碗里的鸡块迅速地夹到他的碗里。多年后仍歔欷不能自胜，咂摸着余味，让思念这份沉醉的温馨入骨入髓。

 

不过，他没法拿回家去。以他现在的身份，收受各种礼物是例行公务，但是，无论礼物多么贵重，绝对不会有当年的小公鸡。所以，都归了我了。我送给经警中队长一只，顺便请他帮我杀鸡。没想到杀过人（越南鬼子）的转业军官杀鸡也很内行。我含含糊糊地告诉他，是我老家来人。他含含糊糊地回答，嗯哪，挺好。我不知道是说小公鸡好还是老家来人好。

 

小鸡炖蘑菇，肉质肥嫩，香气扑鼻，越嚼越香，味道鲜美极了。散养的、饿了吃蚂蚱渴了喝山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中长大的小公鸡是那种工业化养殖终生在暗无天日的鸡舍里度过的小鸡所无法比拟的。那质朴的、原始的香味，那其中所蕴含的天真自然，心无旁念，任生命纵横往来理念，今生只此一次！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小鸡炖蘑菇。

 

 

五、阶段性的结尾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转眼多年过去了，我也过了知天命。只是我除了在失眠这方面和我们领导一样外，在职务上仍在原地踏步，不过，马上就要稍息了。

 

金秋时节，在一个平和的工作日下午，又像当年红小兵那样跟随着浩浩荡荡的乌合之众，随大流来到了市委大院，只是不敢造反只能请愿，哭哭啼啼涕泪涟涟表达对于改制的“个人意见”，明知在“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中决策者会做出正确的抉择，但还是怯生生地呜咽着乞求。我知道这不会有结果，看这阎浮提娑婆世界，众苦充满，都是由於一切众生业感而来，果报而来。笃信命运吧，这是天意。在群体性事件中，总是要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煽风点火，“蒙蔽”了成千上万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冲击，破坏安定团结。我经历过武斗了，知道厉害，不想重蹈覆辙，所以在装备精良武装到牙齿的防暴武警到来之前，再次做了逍遥派，我转过两条街，去看我们领导。

 

我们领导和同类一样，最后在人大副职的位置上退下来，好多年了。住在市委家属大院，除了逢年过节老干局照例慰问外，平素里没有人登门。他很盼望着我能去，每次告别他都恋恋不舍，惘然若失。他还是坚持看《新闻联播》，只是完后就上卫生间，事毕，站在门口，朗声问老伴：好事？坏事？他是指《焦点访谈》。好事就是正面报导，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之类；坏事呢，自然就是鞭策县团级以下的个别触霉头的小官吏。若是老伴回答：好事。他就说，走，散步去，说着拿着小板凳出门了。要是说，坏事。就会说，看看。转回客厅，看完后，随口骂上几句顶你个肺呃之类妈了个巴子败家子等等，再出去散步。久而久之，连门口的保安都知道了，凡是他出来的早，肯定是好事。随之CPI高速增长，随之改革日趋深化和神化，他出门散步越来越早了。

 

我们领导退了以后就坚持不再看文件了（他这个级别的干部退休后政治待遇依然存在），我听他老伴讲，近来连报纸也不看了。每天只要天气允许，总是呆在家属院对面的街心花园中。

 

我在花园的凉亭里找到了他。他看到我来，宽厚地笑了，又来上访了？

 

我说是的。赶忙解释说，屎壳郎跟着屁哄哄，瞎胡闹。啥时节因为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就改变了上级的决定。

 

我们领导（虽然此刻他已经不再是我们领导了，但是出于习惯和全文统一，还是借此称呼，我们领导）侧耳听着远方传来的每个人被迫地发出最后的吼声，摇头叹息，说，积羽沉舟群轻折轴啊。我说没关系，咱们的铁打江山结实着呢。

  

我们领导和我都明白愤世嫉俗或者乱发议论不但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惹祸上身，别看反腐任重道远，但永远在路上，只有腐烂透了才会瓜熟蒂落，不过，要抓个“散布谣言”还是易如反掌。因此，我们无语，良久，我忽然想起来那位大婶，我很想知道近况如何或者说阶段性的结局如何。

 

我们领导像老朋友那样娓娓道来，说自从那位大婶回家后没几天，县委书记在访贫问苦过程中，在“政委”的陪同下，专程去看望。勉励尚未退伍的孩子留在家乡干革命，家乡非常需要这样的好战士来干四化。在书记的再三嘉勉下，那孩子退伍回来后，进了县里的供电局，而且一步就担任了工段长！要知道，副营职原则上都是不安排职务的啊。

 

我忽然有所醒悟，我们领导也许压根就没有想过让那孩子进我们单位！这一切是他早就谋划好的，只不过我和那位大婶一样，有点傻，没看出来罢了。必须跟地方上有交易，而这个交易必须走曲线。请对方发商调函只不过是个借口，总得有个人来促成这件事，总得把国资转移出去，合法合理的转移出去。有些秘密对我仍然是秘密……（此处删节若干字）我只能写到这里。

 

那孩子很争气，没有辜负县委书记和政委的期望，工作努力，自学本科，现在下面乡镇的供电分局做分局长（已改名为公司了，不过习惯称呼）。地方上的供电局不是肥得流油而是富得流脓。孩子买了房子，爹娘都接到城里住了，孩子的孩子都结婚有孩子了。老爷子先走的，而那位大婶也于去年，去世了。遵照娘的嘱托，直到丧事办完了，才给我们领导打的电话，告诉了这个噩耗。特意转达临终前的遗言，说她代表乡亲们感谢我们领导帮助，使得他们能够脱贫致富。她和乡亲们一定要自强自立，积极学科学、学文化，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实际行动回报我们领导的关爱……

 

听到所知晓的人去世，是很令人难过的事情。可是我忍不住哑然，这哪是我印象中的农村老太婆所说的话啊。不过，在我们领导那肃穆的脸上，我知道，这是真的。时光，可以改变一切。包括让一位没有文化的农妇说官话，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真实的意思。

 

我们领导已是耄耋之年，风烛残年来日无多了。很多的时候，即使是在与人交谈中，也会常常发呆。他默然不语，呆滞地盯着不远处。我顺着我们领导的眼光看去，一棵树。他凝视着树梢上最后一片叶子，在秋风中孤独地萧瑟摇曳。金秋，收获的季节也是凋零的时候，落叶，满目疮痍，随风飘舞，和煦的阳光阻挡不住凄凉的秋风。一阵秋风扫过，那树梢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挣扎着但还是顽强地存续下来；又一阵风吹过，晃动着但还是侥幸；秋风不知疲倦地继续深化改革，终于在一阵疾风过后，摇摇欲坠良久，还是要凋谢，还是飘落了下来，慢慢地，无声无息落到了地面。我们几乎同时松了口气，遥听着远方的越来越响亮的警笛和高音喇叭的警告和人群绝望的呐喊，注视着落地的枯叶，该发生就发生吧。如果阻挡不了厄运的到来，那就来点痛快，安乐死也许是慈悲。终究要叶落归根，无论多么曾经辉煌和骄傲，无论在光合作用中做出过什么贡献，盛极必衰，也还是要叶落归根，拖滞会增加更多的悲哀。

 

我们领导突然转过头来，直勾勾地盯着苍穹，仿佛在对着天上一个看不见的亡灵，一字一顿非常清晰的说道：“来世，我们做夫妻！”

 

骇然。几乎是五雷轰顶的感觉，即使是美国总统川普哭着闹着要加入红卫兵而且还是八一八战斗队，我都不会如此惊愕。我们领导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什么时候也没有说过这种大实话啊。

 

他看出我的震撼，毫无表情：“人之将死其言也真。”

 

我们领导没有能够熬过那个冬天，他在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溘然仙逝。因缘我一篇文章，能有幸直接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存感激。回想一生，这也许是难得的快乐时光。为了表达哀思，谨在此作文，但愿我们领导能在天国读到。大家都会齐聚天国，我愿再作冯妇重操旧业，既然免不了要做走狗，还是愿意做吃得饱一点的走狗，或许，还能吃吃豆腐。

 

（正文完）

 

附件一、“四清”即“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主要在农村人民公社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 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根据当时农村现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毛主席对阶级关系做出了新解释：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并且形成了一个阶级。他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次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附件二、鞍钢宪法：毛主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上义企业的管理工作做了科学的总结，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监督行政，成为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据说，日本的丰田管理方式、日本的全面的质量管理和团队精神实际上就是剽窃毛主席所倡导的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鞍钢宪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