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岁月那些人之一：连生是个“精神病”(长篇连载）

明月千里

<br /><br />那些岁月那些人系列之一
                                      　　连生是个“精神病”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着他，因为他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
　　连生比我大一岁，按年龄它应当是我的哥。
　　连生是我的邻居，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连生是个“傻子”也就是俗称的那种“呆子”，连生是个“精神病”这是一种医学上的说法。
　　连生的家和我的家相距不过十几米，隔着一条小巷，遥遥相对。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回响着连生家传出来的声音，那是连生的父母呵斥他的声音，还有他父亲教训他时，他发出的有别于我们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嚎叫，凄厉而嘶哑。每当这时，做针线活的母亲就做不下去了，她把伙计放到眼前的笸篓里，然后颠着一双小脚，走出家门，她去拉架。
　　有的时候母亲会把满身青紫的连生带回家，亲手为他洗去一脸的大鼻涕泡，让他上床和我坐在一起。每当这时候，我就及其厌倦的，略带恐惧的躲开。因为我见不得连生那双空洞而失神的大眼睛。
　　现在回想起来，连生是一个身体比例及其失调的孩子。他的头大的出奇，脸上的一双眼睛也大的出奇，脖子细细的，腿和胳膊都细细的，是一种明显的发育不良的感觉。连生的父亲是一个公安，是我们儿时比较惧怕的那种，不苟言笑的，穿着公安制服的人，在我的记忆里他的脸总是沉着，象阴雨天。连生的妈妈是一个老师，教中学的老师，带着一副眼镜，很文化的样子。连生还有一个胞妹，小他三岁，小姑娘长的十分清秀，是我们这条巷子里，公认的小美人，按照大人们的说法，是继承了她妈妈的基因。听我母亲说，连生不是生来就是个痴呆，他是因为一次流脑后留下的后遗症。
　　连生没上过学，也没有那所学校肯收留他。但是，连生却是我们这班同龄人中最有文化的人，他识得很多字，无论是什么文章，他都能流利的读出来。让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平时说话十分结巴的连生，一旦读起文章却十分流利。据说这都是他妈妈教的。
   　连生是我们这个巷子里，我们这些孩子取笑捉弄的对象。比如在巷子里我们踢球，一脚球砸碎了人家的玻璃，大家都四散而去，唯独连生不跑，他还会去看那一地碎玻璃，然后看着那个盛怒不已的人家，然后还会向人家要回我们的足球，哪怕被人家骂得狗血喷头，哪怕被人家推来搡去，连生都不恼，他只是执拗的要回足球。最后人家也没办法，只能随他去，于是他一脸大鼻涕泡，喜颠颠的抱着足球回到小巷，扯着嗓子喊“都，都，都来啊，踢，踢，踢球啊。”
  　文革开始了，小巷的平静消失了，喧嚣着，躁动着。留俄的陈大叔老两口被捆绑成粽子，头上戴了据说足有十几斤的高帽子，站在板凳上被批斗，陈大叔终于承受不了，从凳子上重重的摔下而不治。孑然一身的陈大妈，慈祥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快乐。这是两个队我们家恩重如山的老人，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不止一次的伸出援手。所以，陈大叔的后事，是我的父母一手料理的。不久后，陈大妈上海的侄儿过来了，把老人接走了。从此，再未相见。很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倘佯在那条儿时的小路，看到当年陈大叔家那顶楼临街的那扇窗子，散出一种迷人的辉光，恍然间我以为我回到了童年。那是一个很短的片段，让我无限爱上无限感概物是人非。
　　小巷口的一家照相馆，被红卫兵端的底朝天。所有的底片，所有的照片，都散落在小巷里。照相馆的老板被红卫兵扣上了“封资修”的帽子之后，连窝端到了乡下。我和伙伴们捡回了大量的胶片，以及一些照片。里面有很多女人的“艺术照”，照片上的女人一个个美目颦笑，于是我们愤然将其撕毁，嘴里还在谴责“女特务”。
　　巷口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了一个高音喇叭，每天三次风雨无助的让我们跳“忠字舞”，于是我母亲和她的一些姐妹踮着小脚跳忠字舞，就是这个小巷绝对另类的风景。人们山呼海啸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练红心……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砸烂一个旧世界，誓让全球红彤彤。”这些歌儿不停的在播放。具有很强的鼓动能力。
　　小巷里又发生了两起重大的事件。其一，一个隐藏多年的地主的女儿被揪了出来，在她家抄家搜出了一堆绫罗绸缎，还有一些西洋餐具，还有十几双高跟鞋，口红之类的东西，据说都是外国货。红卫兵们开杂货铺一阳，把这些“战利品”摆了一地，那个倒霉的地主儿女，脖子上挂了五六双高跟鞋，脸上被涂抹的已经看不出来样子，于是我们看到了人们在看这些抄家物品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兴趣。无所畏惧的连生，居然从成套的西餐餐具中摸了一把西餐刀，他挥舞着，在人群中跑动。那刀子在骄阳下发出刺眼的银光。而那堆被视为封资修黑货的绫罗绸缎，被热血的红卫兵们付之一炬。烈日，烈焰，那个可怜的地主女儿，只是在呢喃着“这是我父母给我的陪嫁礼物啊，你们不能这样。”而把这一切“大白于天下”的不是别人，却是她新婚燕尔的丈夫。看着戴着红卫兵袖标不可一世的丈夫，不知道这个女人会想到什么呢？
　　第二件大事足以震撼小巷的十几户人家。那个清晨当刺耳的惨叫打破小巷暂时的宁静的时候。紧挨着我们家旁边的那栋小楼，那个在码头扛包的码头工人“兴隆”，把他那个娇小不堪的妻子，倒着拖到小巷里，然后劈头盖脸的猛打。那女人在呼救，没有人敢上去阻止。是我的父亲上去拦住了“兴隆”厉声喝止了他。他管我父亲叫叔，这个时候我父亲的话他还算听了。在围观中，人们听到了事情的原委，这个女人和一个小裁缝有了私情，被“兴隆”当场捉奸。于是围观的人们，更多是在谴责这个女人，“破鞋”的说法不胫而走。谁也不知道连生什么时候混进的这个人群，他蹲下身子，用衣袖擦去那女人脸上的血渍，那一刻，围观的人们悄然无声，然后连生站了起来，他笑了，结巴着喊着“破，破，破鞋，鞋啊”那声音很多年以后还在我的脑海里回响，有一种说不出的穿透力量。
　　我一直认为连生是一个天才。他的记忆力，他的模仿能力都堪称一绝。很多年以后，当我看到那个智障人士指挥家的时候，我就不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连生，其实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天才”。他学“林副统帅”的讲话，学“江旗手”的讲话，惟妙惟肖，从不结巴。于是我们这个小巷里，曾经有一道怪异的风景，会时不时地响起“林副统帅”“江旗手”的讲话，当连生一脸认真地坐在窗台上，拖着长音“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毛主席让我来看看大家”我们都不笑，有一种“林副统帅”，“江旗手”在身边的感觉。
　　事实上，我在那条小巷生活了11年，那11年除了儿时的蒙眬无知，刚开始启蒙的时候就遭遇到了文革，遭遇到了那场被后人定义为“浩劫”的灾难。它不可能不在我的心底留下印象。
　　很多年来，我拜读了大量的有关这段历史的一些文字。我非常遗憾的发现，他们基本和我一样，回忆的东西多，思索的东西太少了。
　　文革后期，当我再度走回这座小巷的时候，我已经找不见我的童年，也感受不到那条小巷带给我的欢乐和无忧，我找到旧时的家，我却找不到旧时的玩伴。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着连生的下落。我只是听说，文革的后期，他的父亲因为站队问题而被处理，领着一家四口去了包头。后来我听说连生死了，好像是三十岁那一年，他钻到了火车轮下。我无法想象当铁轮碾碎连生的那一瞬，他会在想些什么，但是，我相信他没有惧怕。
　　再后来我听说连生的那个漂亮的妹妹回嫁到了我们这座城市，我一直试图找到她，但是，人海茫茫，哪里去寻？算起来她也近四十多岁了。连生的父母大约也不在人世了，如果在，他们的记忆还有这段往事么？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在发疯，回头看，我突然觉得唯独连生是清醒的。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所教堂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殉道者的血就是教堂的墓志铭。

明月千里

<br /><br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二
　
                         　麻子兴隆
　　我一直想把我童年时代有关一个成年人的印象和故事写出来。我一直认为，童眼看人或许幼稚，但一定是真实的。很多年以后，在一次偶然，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男人在暴打一个女人，围观的人很多，但出手相劝的人很少。我有些看不下去了，上前拉住那个男人：“兄弟，算了吧，不能这样打一个女人。”或许是因为他看到我确实属于那种成心和事的人，他揪着那女人头发的手放开了，那是一张让我记忆深刻的脸，因为愤怒而有些变形。他气喘吁吁的冲着我说：“大哥，你不要拉我，这个女人她欺我太甚，她给我戴绿帽子足足十年。她是我的鸟，现在她要飞啦”我有些无言，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然后默默地离去。
　　事实上，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在寻找有关这个叫兴隆的中年男人，以及他的故事。因为他的特征太明显了，那张紫红色的脸上，布满了坑坑点点的麻子，人高马大，说话粗声大气。我推算着，如果他还活着，也该有近七十岁的年纪了，即便是人海茫茫，我也敢说，只要我遇见他，我就会认出他。
　　兴隆是一个在我们这条巷子里，非常不招人喜欢的人。那是因为他无节制的酗酒，醉了之后，就会裸着上身在小巷子里指天骂地。没有人愿意去招惹他，他是一个职业“扛大包”的，也就是码头的搬运工。人足有一米九的身高，魁梧的很。但是，他不是北方人，他的老家是上海的。我没见过兴隆的爹，说是光复之后，被人民政府给毙了，原因很简单：汉奸。听我母亲说，日伪那会儿，兴隆的爹神气的不得了。挎着把大洋刀，满嘴日本话，叽里咕噜的，身板挺得笔直，走路目不斜视。后来人们说起兴隆的爹，总是有些许遗憾：那人，不坏。这几乎是我听到所有的小巷里的长辈们共同一致的评价。具体到谁家有大事小情，他总会出手相助，要么是钱，要么是物。但是，这个不坏的人，因为上了日本人的船，所以下场必然如此。据说他是正宗军校毕业的，因为受伤，才转到地方做事。至于他为什么携着一家人从大上海奔波到这座城市，我不得而知。
　　兴隆的娘是一个标准的上海阿婆。人瘦瘦的，却没完没了的喝茶抽烟。而她坐在她家的那个小二楼上，打开窗子，一个人自斟自饮，是我们这条小巷一道很特别的风景。无论酷暑寒冬，她总是那么一个姿势，抽着喝着也骂着。她操着正宗的上海话，不停的咒骂着他的大儿子“兴隆”，“侬个衰货，赤佬，侬怎么不去死。”这样的骂声已经成为小巷习以为常的景致。
　　老阿婆生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兴隆，二儿子财隆，三儿子旺隆。除了大儿子兴隆是一个码头扛包的，其余的两个都很有出息。二儿子好像是一个工厂的工程师，娶了一个教师为妻，一家人的日子很殷实自在。无论他大哥如何耍酒疯，他都熟视无睹，甚至在路上兄弟两人见面也不打招呼，形同陌路。三儿子旺隆人在北京部队上，很少看见他的影子，这也是一个老阿婆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说是在北京做了“官”。
　　我一直想理顺我对于往事记忆中的时间顺序，因为这对我的回忆实在太重要了。但是，毕竟是近四十年前的往事，所以，一旦出现时间上的差异，请各位原谅。
　　应当是一九六三年兴隆结婚了，女方是一个苏州女子，人长得漂亮，至少在我的儿时记忆里是这样。那是一个素面朝天的女人，但是打扮十分得体，唯一让小巷的婶子大妈们感到不爽的就是，她从来不和别人说话，很高傲和自命不凡的样子。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绝对属于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但是，这朵鲜花是怎么插在牛粪上的，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我只记得老阿婆分喜糖的时候的笑逐颜开，其余的记忆实在是太陌生和久远了。
　　写到这里，我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这条小巷了。这条小巷如今依然还在，但是，恕我不说出它的名字。它东西走向，长度也就百十米，因为继续延伸的部分途经了一个十字路口，尽管也还是我们这条小巷的名字，但是，我们从来没把延续的那一部分当成小巷里的一部分。我的家是一座日式二楼，我们一家人住在楼下，楼上住着两户人家，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会在后面的文字一一道来。
　　兴隆的家和我们的小楼几乎是挨着的，相距不过10米，也是一栋日式小楼，两座建筑的风格和外形并无差异。小巷一字延伸，在我们家的方向再往前，是一个当时据说是居住着“高干”的院落，修的很气派，水泥高墙，其间的小楼十分洋气，有关这座小楼的故事我也会在后面的文字里有所介绍。
　　我们家的对面，是几座楼房，都是那种不太高的楼房，其中有一栋因为是背朝着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把那里的居民视为小巷人家。顺着我们家往东没二十米，就是一座黄楼，所以叫它黄楼是因为它的外墙上贴满了黄色的瓷砖。上文里提及的连生他的家，就住在黄楼。
　　据说解放前，我们居住的这座小楼的产业也都是兴隆家的。随着他爹被人民政府“正法”，“人民的东西归了人民”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老阿婆主动交出了这栋楼，说是给死去的丈夫赎罪。但是，我知道的事实是，在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我们家的地板破了一个洞，为了修补，我们揭开了这块地板，却发现在地板下藏匿着许多日式的餐具，瓶瓶罐罐，由此我坚信，这所房子是日本人住过的。
　　兴隆一家住的小楼，也住进了另外两户人家。在兴隆家的房子后面，有一栋不大的房子，老阿婆把它租住给了一个小裁缝，所有的故事和起因就从这里开始。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的回忆那个小裁缝的样子，身材不高，却很清秀，时常把一个量衣服的皮尺随便的挂在脖子上。好像小巷里的人们很热衷于找他做衣服，他的裁缝手艺也颇受小巷里的人们的好评。
　　兴隆结婚后，住在楼下的房子里，那房子紧挨着小裁缝的裁缝店。而扛包的兴隆，经常是二班，三班，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婚后的第二年，兴隆有了孩子，是一个男孩，长得十分好看，名字叫“小龙”。一切发生在小龙三岁那一年。小龙的妈妈到底是如何与小裁缝走到一起的，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那就是，俏丽的小龙娘，经常找小裁缝做衣服，从量体裁衣到日久生情，或许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小龙的爹性格的暴虐无常，据说小龙的妈经常被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那时候，也没有妇联位姐妹们主持公道，更没听说什么“家庭暴力”。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兴隆一次提前结束了二班，在自家的床上现场捉奸。
　　我一直认为兴隆是个窝囊废，因为他居然没有难为小裁缝，而是将自己的媳妇当众暴打羞辱。
　　那个清晨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东北的五月，依然寒意侵身。就在那个清晨，小龙的妈妈悄然而去，扔下了她三岁的儿子，而在这之前，小裁缝也不知所终。有人说二人是相约而逃的，也有人说是分开而逃的。不管怎么说，确实是二人都不见了。小巷的婶子大妈们都会不无遗憾小裁缝的离去：“可惜了他做洋服的手艺了，为一个女人不值啊。”
　　岁月过隙，人生如歌。我落笔这段往事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太多这种人世间的婚外情恋，写出这段往事，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后来的准确说法是，小龙的妈其实是和小裁缝一道逃离了这座城市，回到了江南水乡，居家过日子了，而且据说还生下了一男半女的。这就是说，小龙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在寻找小龙妈无望的情形之下，兴隆喝的酩酊大醉，摔碎了一地酒瓶子，赤着脚走在上面，一双脚被割的血肉模糊。他发出一种绝望的嚎叫，那嚎叫听来让人心碎。但是，从那以后，兴隆戒酒了，据说从此滴酒不沾。
　　很多年以后，我听到了这样一支歌：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依稀中我好像看到了兴隆的那张紫红色的麻脸。

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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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千里

<br /><br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三
　　                           陈大妈夫妇
　　很多年来我一直想为这个老人写点东西，但是，我知道我对她的印象实在是太肤浅的，肤浅的仅仅靠这一个十几岁儿童的视野，但是，要为这个老人写点东西的念头我从来没打消过。
　　对这个老人的印象逐渐全面，还要归功于我那已经去了天国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教诲中最多的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谁帮过我们，我们不要忘了人家。
　　陈大妈严格的说，不算我们小巷人家了。因为她居住的房子，在十字路口的另一端，但是，距离我们家也不过百十米。
　　陈大妈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人非常热情。据说是上海的大户人家的女儿，所受教育都很西洋化。她待人接物得体大方，那会儿陈大妈也该有近五十岁了，但是，保养的十分好，皮肤十分白皙。看得出来大妈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
　　我们家当时人口众多，我兄弟姐妹五人，一家七口全靠父亲那点可怜的工资，日子艰辛可想而知，而更糟糕的是，大哥几乎被一场肾病夺去了性命，屋漏偏逢连夜雨，日子的艰难几乎让父母愁容不展。就在这时候，陈大妈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她时不时地接济我们，米面油，甚至是现金。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在我的心里有了永远的定格。陈大妈知道我喜欢看书，每次来都会给我带上几本连环画，我仔细的收藏着，直到我们离开这条小巷的时候，我所藏连环画，居然有一箱子，其中大半都是陈大妈所给。
　　穿过百十米的小巷，越过那个十字路口，顺着铁制的户外楼梯，爬上三层，就是陈大妈的家。其实大妈的家的正门冲着另外的一条路，进入应当从哪里进，但是，我从来没有走过正门。我喜欢气喘吁吁的爬上三楼，然后拍打着厚厚的红门，稚声喊着“大妈开门”。
　　后来很多年以后我知道，陈大妈所住的这套房子，是政府专门给专家们住的。大妈的丈夫陈大叔，是一位留俄的医学专家，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我试图在自己的记忆里，调出陈大叔的影像，但是，实在是太模糊了。依稀之中，陈大叔是一个非常严谨干练的小老头，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为人却也十分和善。他甚至教了我几句俄语，后来这几句我耳熟能详的俄语，随着岁月早已经不知所终。
　　陈大妈夫妇没有子女，所以，他们对我格外好。每一次去不仅仅都能“满载而归”，而且一定是吃的肚皮滚圆。
　　陈大妈的家非常宽敞，至少有现在说的三室一厅的面积。布置的非常洋气，而且格调雅致。我几乎看到过她家的所有房间。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个摆着烛架的大餐桌，因为我不止一次在那里享受美食。再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陈大叔的书房。那书房一面墙都是大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书，大多数是俄文的书，据说是陈大叔留俄回国时带回来的。那些书的装帧都十分华丽，大都是精装本的，书脊上的书名都是烫金烫银的。陈大叔曾经拿过给我看，都是些医学的书籍，我甚至能清晰地记着那里面的人体组织的图和一些黑白的照片。在陈大妈家的墙上，挂着数幅油画，画的都是俄罗斯的风景。有一张很大的黑白照片，是陈大妈夫妇相依背景是苏联莫斯科的红场。
　　有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思索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起陈大妈夫妇，我甚至想，如果没有“文革”或许我应当去服侍着两位老人，为他们养老送终，我想我做的倒。但是，这一切今天说来就是一个臆想而已。
　　疯狂的文革改变了这一切。
　　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命运为什么会那么轻易的被改变，被捉弄，被放纵。我们可以一遍遍的回忆，但是，是为了去找回那种“永失我爱”的惆怅和失落么？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读到了这样几段让我动容的文字：
　　“所有的暴君都是被沉默而协从的人民惯出来的”。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信仰，而人生最大的悲剧是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如此坚定的信仰原来是彻底的笑谈”。
　　陈大叔被红卫兵们揪了出来，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满嘴流利俄语的“特务”，反动学术权威。接着就是他们被抄家，所有的书籍都被疯狂的红卫兵们抱到了陈大叔家楼前的广场空地上，那些油画被愤怒的红卫兵戳出一个个怪异的洞。陈大叔被戴上了糊了一层又一层的，厚重的高高的纸帽子，上面黑墨森森的写着“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当红卫兵们点燃了那一堆烫金烫银的医学书籍的时候，在他们的欢呼和啸叫声中，我看到陈大叔抬起自己的手臂，扶正了自己的金丝眼镜。
　　这是我对这个老人最后的影像，因为随后他就从狭窄的条椅上跌落下来而不治。
　　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有的时候必然要经历痛苦和折磨，甚至是煎熬。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放声痛哭。但是，很多年以后，我对自己的泪水有些忏悔。因为时间让我知道了一切，因为我终于在岁月中长大，因为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思想。我不掩饰，我为曾经为这样一个人流泪而感到羞愧。
　　当一个领袖把一种思维演绎成一个民族的悲剧和疯狂的时候，他身上所有的亮色都会从此暗淡无光。我有一个喜欢写诗的朋友，他引用的《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诗让我怦然动容：
　　有一种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陈大叔走了，走的那么突然，那么残酷。闻讯的父母，抱头痛哭。笠日母亲带着我去看望陈大妈。当我们一如往常的踏上大妈家那段铁的户外楼梯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它是那么漫长。敲开大妈家的门，看着一地狼藉，母亲和大妈相拥而泣。这是我熟悉的大妈家么？墙上那迷人的油画哪里去了？餐桌上那银色的烛台哪里去了？那一面墙书柜里的书哪里去了？
　　陈大叔哪里去了？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经常为这些曾经的片断所不能自持。我们原本不应当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忆，去这样揭开流血的疮疤，难道我们只能在这种血淋淋的往事中寻找么？可是，如果不在这种往事中寻找，请问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的意义却又何在呢？
　　陈大叔走后的不久，陈大妈的侄子从上海赶了过来。他和陈大妈一起料理完陈大叔的后事之后，就把陈大妈带回了上海。
　　记得大妈临走之前特地到我们家话别，她握着我母亲的手“咱们姐妹从此一别，恐怕此生不能再见，妹妹，保重啊。”姐妹相拥泪流满面。大妈伏下身，抱着我在我的额头上轻轻的吻了一下“孩子，好好长大。”
　　大妈走后的不久，我们的一家随着父亲单位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搬迁，去了一个北部山区，这是后话。
　　四十多年的岁月，不经意的滑过。有的时候我很想会不会找到陈大叔的埋葬地，哪怕让我站在那里为老人点燃一根香，给他一点迟来的祭拜，但是，我哪里去找？
　　我相信我的父母和陈大妈伉俪都去了天国，他们会在那里相聚的。
　　思念的泪，为什么而流啊？……

明月千里

<br /><br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四
　　
                           刘大叔一家
　　有的时候我一个人会突然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比如我曾经幻想着自己依然年轻，甚至依然童稚，于是那些历历的往事，竟会无比清晰的浮现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感谢造物主没有赐给人类一个“老鼠”的思维，据说“老鼠”的掐算能力是很厉害的，它每一次出行之前，都会在窝里伸出自己的前肢算一下此行的风险，诸如会不会出门遇到猫，会不会中了人类的圈套上了粘鼠板，或者是被鼠夹所擒获，据说老鼠每一次都会算得很明白，很清楚。但是，它唯一致命的弱点就是忘性太大，放下爪子，就把刚才算过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人类比老鼠聪明么？未必！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做着老鼠算命的游戏，明明看到了自己的凶险未来，没有象老鼠那样忘性，但是，却做了“飞蛾扑火”的事情而已。
　　2001年的初夏，我第N次的出现在儿时的小巷。景色依旧，但是，却多了几分宁静。甚至听不到孩童的喧哗，我有些伤感。沿着小巷慢慢走过。在走的时候，我试图调动着自己的全部记忆，当真往事如烟啊。
　　站在我们家曾经的老房子面前，恍惚间，我好像感觉到我又回到了数十年前。那栋太久的小洋楼，已经毕现着它的憔悴和苍老，青灰的水泥墙上，龟裂的口子，屋檐上垂挂的蜘蛛网，木质的屋檐红色的油漆已经蜕变成一种淡淡的灰红。这栋楼房，曾经住过三户人家，三户人家曾经风雨同舟，三户人家曾经情如手足。如今，这一切都不在，剩下的只有记忆在风中悄然散去。
　　刘大叔的一家住在我们的楼上，楼上还有一户人家，我会在后面的文字里讲述这些故事。刘大叔是一个军人，曾经的军人，我甚至在记忆里依然清晰的保留着刘大叔身着军衔制服，威风凛凛的影像。
　　刘大叔参加过抗美援朝，据说也是在三八线上和美国鬼子打得昏天黑地的志愿军战士。但是，刘大叔身上没有任何伤痕，用大叔自己的话说：连根汗毛都没碰倒。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奇迹。
　　抗美援朝结束后，大叔回到了国内，家里的墙上多了几张英模的奖状，还有纪念抗美援朝的纪念章，大叔在海港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大叔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其中三个比我大，我习惯喊他们哥哥姐姐，比我小的哪一个其实比我小了不到半年，但是，我会很不客气地叫她“XX妹妹”。那时候，这座小楼成天盛满了欢乐的笑声，盛满了孩子的喧闹。
　　刘大叔的老母亲，一个极其和善的老奶奶，住在楼下我们家的一个小屋里。老奶奶是我印象中，最善良，最慈祥的人。她对我们这些孩子，几乎从来不高声说话，浓重的胶东口音，很少粗声大气。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老人，我们这栋楼里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没穿过她做的鞋子，或者衣服的。我记忆深刻的就是老奶奶盘腿端坐在火炕上，身前一个针线活笸篓，老奶奶戴着老花镜，没完没了地做针线活。
　　事情的变化始于刘大叔的一次转行。或许是不太满意自己在海港的那份工作，刘大叔在一九六五年做了一个让人惊异的决定，他辞去了公职，在自家另外的一处房子哪里，办起了一个小卖铺。
　　那个房子我去过，临着我们这座城市仅有的一座较大的“人工湖”，按照现在人的说法就是“地脚不错”。那是一个很小的店面，也就是卖一些日用杂货，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事实上很多年后，我都对刘大叔钦佩不已，在那个年代，居然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令人惊讶。如今你走在路上，满街的店铺并肩接踵，但是，在数十年前，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当然，后来我了解的事实真相是，反右那会儿，心直口快的刘大叔说了不该说的话，如果不是念他抗美援朝有功，右派的帽子早就当仁不让的落在他的脑袋上了，从那以后，刘大叔就在单位一直郁郁不得志，所以，他选择了辞职。
　　很多年后，我在一座小城偶遇了刘大叔的长子，我的大哥，我们把酒而谈。他已经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大的企业的一把手，他对我说起他对父亲的印象，只有八个字：耿直坚强，率性果决。我相信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这个判断一定是准确无误的。
　　我们任何人躲避不了政治家们制造的阴谋，而且，那一刻注定我们都是他的棋局上他可以随心所欲移动和调遣的棋子，他让你往东，你甭想往西，他让你属狗，你甭想属鸡。很多年后，我在大学的读本里，看到了元散曲家张养浩的《潼关怀古》，记忆深刻的一句：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这两句，我的大学老师，滔滔不绝讲了一堂课，左引旁证，洒洒洋洋，讲道激情处，老师潸然泪下，泣不成声。那一刻让我想起据说是“林副主席”的语录：“老百姓都是阿斗。”
　　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扯淡的玩意儿。试问有几个匹夫能决定天下的兴亡？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猛人牛人可以创造历史，也可以颠倒黑白，改写历史。就在我写这篇稿子的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则报道，在德国的一个题为：“希特勒的最后日子”的蜡像展上，一个愤怒不已的德国人，冲破了保安的值守，将蜡像希特勒的脖子扭断。这个几乎涂炭了整个欧洲的战争狂人，种族暴君，扭断脖子算是罪有应得吧？可是，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制造了巨大的灾难的人，我们却依然把他供奉在神坛上，供养在水晶棺中，我们这个民族的记性和忘性果真对等么？
　　文革开始的时候，小巷其实很象是一个世外桃源。除了有我们这些孩子的喧闹，几乎听不到别的什么声音。但是，这只是一种极为短暂的宁静，它很快就被喧嚣所替代。当小巷的高墙上出现了一张张大字报的时候，当小巷的巷口两端被挂上高音喇叭的时候，宁静就不复存在了。
　　“忠字舞”一定是人类最可悲的朝圣方式之一。一天三次，风雨无阻，每当小巷头的高音喇叭响起的时候，人们都自发的走道小巷里。开始了每天的朝圣“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接下来就是如今看来一定是最滑稽的，在当时却是最虔诚的“忠字舞”。我母亲等一干小脚老太太们，几乎把这个舞蹈当成人生最大的难题。而对面临街的那个拐子，滑稽的舞姿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捧腹却不敢笑。
　　一九六九年中苏发生了边境交恶事件，珍宝岛的枪声划破了中国喧嚣的红色疯狂。而在这之前的一九六七年，“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领袖教诲，传遍祖国大地。被文革风暴席卷的国人，第一次在舆论的感受中，知道我们生活在一只北极熊注视的目光里。我对那段日子的最深刻印象就是“挖洞”。所有的工厂企业在挖洞，所有的学校在挖洞，甚至邻居们也在挖洞。
　　很多年后我看过一个动画片《鼹鼠的故事》看着那个精灵的家伙，在地下灵活的挖着藏身的洞穴，不知怎么就想起了那段日子。我曾经在别的文章中说过，在我们学校挖洞的时候，因为塌方砸死了两个高年级的同学，所谓高年级就是六年级。但是，擦干了血迹，掩埋了遗体我们继续挖洞。我甚至能清晰地记得，在全校追悼大会上，死者的父亲对着麦克风喊着“打倒苏修，你们一定要完成XXX的心愿，把防空洞挖好。”
　　又是若干年以后的一天，我重新回到启蒙的校园，看着破旧的楼房，走到那座离校远不远的“南山”，上面植被郁郁葱葱，充满着生命的绿色和旺盛。我找不到当年我们挖的那个据说足可以容纳全校师生的防空洞，找不到了。
　　就在我们家的楼前有一块空地。刘大叔的二儿子，领着我们挖出了一个对通的地道，先是垂直下挖了足有10米，然后横向开挖，居然对接成功，搞出了一个标准的“U”字形的地道。所以当我看到电影《地道战》的时候，我第一想起的就是家门口的这个地道，真是“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啊。”但是，那注定是一个无比短命的地道，它存在了不到半个月，就在一次倾盆大雨中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漏斗，于是大人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以我父亲刘大叔等人为首的家长“暴力团”，亲自抄家伙，把这个地道填平，踏实。
　　其实我在儿时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世界大战果然爆发，甚至苏修美帝的原子弹都落到头上。后来当我了解了原子弹的真实威力以后，我为自己荒唐的想法惊出一身白毛子汗。
　　文革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小楼的三户人家照样和睦。但是，刘大叔和父亲的对话我听到了：“大哥，城里呆不下去了，我准备带着他们下乡了”这是刘大叔告诉我父亲的。因为小巷的墙上已经有了声讨刘大叔的大字报，说他是漏网右派，说他是反动的工商业者。
　　文革初期的那种试探性的温文而雅，早已经没有了踪影。批斗，游街，抄家已经成为主旋律。而派别的不合，大辩论已经不足以驳倒对方，于是开始升级，这座城市，想起了刺耳的枪声。而所谓的“土坦克”更是招摇着开在大街上。这个周身裹着铁甲的家伙，上面一般都架着一挺12.7的高射机枪。为了炫耀，它们会时不时地扣动扳机，于是清脆的枪声和呼啸的子弹，为城市平添了几分恐怖。
　　转眼就是六八年的年底了，刘大叔一家下乡了，去了这座城市遥遥的北部农村。人去楼空，当汽车拉着刘大叔一家驶出小巷，消失在视野之外的时候，有关这一家人的记忆和故事从此深埋在我的心底。
　　后来听说，下乡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七0年，老奶奶因病辞世。再后来我和刘大叔家的小女儿相逢的时候，我已为人父，她亦为人母，谈起往事，无限伤感。从她那里我知道刘大叔夫妇依然健在。
　　又是数年过去了，当我在南方的城市，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陆续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知道刘大叔夫妇是否依然安好？！
　　我们只有这样一次人生，无论你带着遗憾或者是满足，我一直在强迫自己，让自己这些回忆的文字力求更直白更简单一些，但是，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揭开一段尘封的往事，它必然会带给我切肤之痛。
　　在2003年的那个冬日，我又一次踏上小巷，其实我原本可以绕开它的，但是，我绕不开，好像命运注定在我的心里会有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小巷情结。那天很冷，落了一层薄雪，我踩踏着雪走过小巷，回头看足迹，已经长大。
　　严酷像冬天一样迈入我的生命，花朵们就此遍地凋零。

明月千里

<br /><br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五
　　
                                 李氏三姐妹
　　2006年的一个秋日，太阳热辣辣的，我接到了一个很陌生的电话。但是，当我听完了电话的内容后，我潸然泪下。我怕同事们看出我的失态，跑到了洗手间，我对着洗手盆，扭开了水龙头，眼泪悄然滑落。
　　电话是我在小巷的时候，儿时的玩伴打来的，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消息：敏姐姐因为心脏病去世了，三天后火化。
　　三天后的那个清晨，我早早来到了殡仪馆，买了一个大大的花圈，我谢绝的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替我写挽联，我用那支不知道写过多少挽联，笔锋已经秃掉的毛笔，饱蘸了浓墨，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绮阁当风空有影斯人独去
　　晚萱经雨不留芳悲挽敏姐
　　敏姐姐走了，走的那一年享年四十九岁，她长我一岁，这一岁好长。
　　看着躺在鲜花丛中的敏姐，面容依旧那么清秀，神色十分安详，仿佛在做一个梦，在甜蜜的酣睡，但是，她再也醒不过来了。敏姐的儿子看到我，喊了一声“舅舅”失声痛哭。这孩子比我儿子大两岁，我拉着他的手，无语凝噎。
　　送走敏姐后，一连数天我的心情都相当沉郁。其实，在那时候我就想写出有关“李氏三姐妹”的这段往事，我没想到能把这个念头一直拖到了三年后的今天才付诸实施。
　　或许是这个《那些往事那些人》调动了我对那段往事的全部记忆，让我逐渐的去还原他们。
　　在麻子兴隆家的楼上，住着一户人家，那是两个耄耋的老人。老夫妇是这条小巷最受尊重的人，不论什么时候，老人家的身影只要出现在小巷，必然有问候和笑脸在迎接着他们。这对老夫妇，老头姓都，我们习惯称他为“都大爷爷”。两位老人所以在小巷里有那么好的声望，全部在于他们的为人。他们古道热肠，不知道帮助了小巷多少人家。
　　我的大哥一九五六年患上了严重的肾病，生命垂危，为了给他治病，我家中几乎是一贫如洗，债台高筑。我的父母几乎绝望了。但是，都大爷老夫妇，在我们家最危难的时候，不止一次伸出援手。而都大爷讨来的一剂偏方，不仅治愈了大哥的病，数年后，大哥还参军入伍。用我父母的话说，这老两口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而两位老人家的义举绝不仅仅在我们家，在这条小巷，几乎没有没受到他们恩惠和照顾的。
　　距今已经近四十年了，我依然清晰的记得两位老人的模样。都大爷爷身材不高，但是生的慈眉善目，特别是那双花白的寿眉，老人家说话的声音底气十足，十分洪亮，是一个标准的山东人，据说是莱阳的。都婆婆也是一个一看就是那种极其慈善的老人，一双和我母亲一样的小脚，说话也是粗声大气的。常年穿着一种蓝色的土布对襟褂子，唯一记忆深刻的是，在褂子的前襟上时不时用别针别着一条白色的手帕。都大爷爷一直是我们这个小巷最高的“地方行政长官，”据说老人家这个职务一直到他辞世的前一天。他是这个小巷公认的“当家人”。麻子兴隆每次耍酒疯，唯一怕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就是都大爷爷。兴隆酒疯耍的再厉害，只要都大爷爷出现，他立马偃旗息鼓，悄然收兵。没有人能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但是，清醒地时候，兴隆说过这样的话“都大爷爷做事那是一口吐沫一个丁，不服不行。”
　　我的父母管“都大爷爷”老两口叫“叔叔，婶子”因为我们两家的楼几乎是近挨着。，所以，在很多年里，这一对老人都是我们的家的一种寄托，这种寄托甚至有一种精神上的含义。我甚至能清晰地记得，在文革前，每年的大年初一，我父母都会让我去给这一对老人拜年，而我每一次去拜年，一定是推开门，跪在地上给两位老人请安，每当这时候，都大爷爷就会笑咪咪的扶起我，然后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红包。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到处砸烂封资修的时候，再去给都大爷爷拜年，老人家坚持不让我跪，但是，红包照给，当时我觉得很“划算”。
　　都大爷爷有一双儿女，但是，他的儿子已经牺牲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而且尸骨难觅，唯一能见到的就是在都大爷爷家的墙上，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挎着枪很精神的小伙子，老夫妇据说十分疼爱这个儿子，但是，儿子当兵老人没有阻拦。很多年以后，老人们收到了一纸“烈士证书”，他们唯一的儿子，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都婆婆思念儿子，哭坏了一只眼睛，剩下的一只眼睛也不停的流泪，这就是她胸前一定要别着一条手帕的原因。老人们的女儿我们管她叫：大姑。
　　在大姑身上，延续了她父母的全部优点，宽容，慈祥，和善，明理。大姑是一个极其不幸的女人。她婚后生有三个孩子，三个女儿。她和她的夫君都在铁路局工作，大姑是一个会计，而她的先生则是一个据说前景远大的干部。我全部的记忆中，就没有丝毫的这个男人的影像。据说是一个长相极其风流倜傥的人。而他做事情，也果然风流倜傥。背着大姑，不顾家中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在外面勾搭了别的女人，后来干脆有家不归，撇下大姑母女四人。而另一方也不依不饶逼迫他离婚。结局是大姑毅然与这个男人离了婚。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私生活出了问题，是一件很让脸上无光的事情。这个据说前程似锦的人，因为这一次婚变，而被迫离开这座城市，据说去了沈阳。但是，三个孩子，大姑一个也没让他带走。都大爷爷告诉自己的女儿：原谅这个男人，不要把孩子的姓改了。所以，这三个女孩子，一直延续着她们的父姓。
　　（处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我文中所有的人物名字均为化名）
　　离了婚的大姑，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或许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这三个女孩走入了我们的小巷，成为小巷的一员。姐妹三人的年龄相差不大，老大的玉儿姐姐算起来今年应当是55岁了。敏姐姐是老二，身下还有一个妹妹与我同岁。三个女孩，成为小巷最活跃的元素。她们的歌声，笑声，常常让小巷显得生机盎然。
　　玉儿姐姐是一个十分具有文艺细胞的人，长得又漂亮。高挑的身材，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文革开始不久，她高中还没毕业，就被挑选到沈阳文工团，做了专业的演员，她选择了京剧，据说是饰演了《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所以，应当说，玉儿姐姐很早就离开了家，去了沈阳，并最终在那里成婚落户，这都是后话。
　　在我的记忆深处，对敏姐姐的印象深刻，她十分清秀，高挑的身材。那时候的孩子们的生活或许根本很今天的孩子们有着什么可比性，小巷里的那孩子们最热衷的无非是弹玻璃球，打瓶盖，拍纸牌，或者拉帮结伙的呼啸着玩什么“抓特务”的游戏。所以很多年后的一天，当我和我的儿子说起我的少年时代，我们的游戏地时候，正在玩电脑游戏的儿子，一脸惊异，半晌憋出了一句话：“你们小时候，太可怜了。”事实上，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儿子的这句话，至少在我看来，我们的童年有一种绚烂的色彩，那是一种没有封闭的无拘无束。而女孩子们的游戏就更简单，她们要么就用滑石在小巷的地面上画出方格跳方，要么就跳皮筋，要么就扎堆在一起窃窃私语。
　　我记得父母曾经这样说过敏姐姐，“这孩子真是一个美人坯子”。那会儿敏姐姐是学校的大队干部，带着三道杠，据说学习十分优异。在我的记忆里我曾经一度很困惑，为什么敏姐姐总是那么沉静，她很少参与我们的活动。后来我得知，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所以，在大多数时间，她会一个人捧着一本书，静静地坐在小巷边的石头过道上，一双大辫子，几乎搭到了地面。因为我们两家的特殊关系，她对我特别好，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会时不时地把糖果或者是别的什么小吃悄悄的塞给我。
　　那是一段无比美好而快乐的日子。我们无拘束的笑声在小巷回荡，我们无拘束的身影在小巷奔跑，尽管它看起来那么短暂。
　　事实上我们都是被命运所改变，被命运所左右。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把握命运，因为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在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音乐欣赏》节目，那个节目介绍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当那支曲子哄然响起的时候，解说员配音解说：“听，命运在敲门。”是啊，命运叩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门扇，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按排着自己的命运走向。失聪的贝多芬做不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留下了一篇无比激越的乐章。我们象一块块破布被时代，被政治家们毫不经心的舞动着，随时随地遗弃，所有生命的尊严，所有人格的尊严在那个时代都是最贬值的。就在我写下这个系列文字的时候，我无比惊讶的发现，在我的博客里有人留言，依然在谴责我是应当被专政的对象，是应当被打倒的封资修的余孽。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着公历，它清晰的告诉我，这是2008年的7月。我看着这些“愤怒”的留言，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1987年我去郑州参加行业共青团会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我接到了妻子告诉我刚出生的儿子肺炎住院治疗的消息。于是我谢绝了主办方的挽留，归心似箭，日夜兼程的踏上归途。因为人太多，我在郑州上车的时候，居然没有了座位。情急之下，我跑到餐车蹭了一段路程，后来被人家清理出去。就这样，我几乎是站着从郑州到北京。而从北京到大连依然还是没有座位，我实在是着急，好在没有什么东西，挤上了火车。而就在我略带沮丧的时候，我意外的看到了敏姐姐的妹妹，我们都叫她“英儿妹妹”她小我一岁。我更加惊喜的是，她的胳膊上佩戴的是列车长的臂章。她拉着我一路送到卧铺，告诉她的手下：这是我哥，给他安排好。
　　这是我1969年离开小巷后，第一次看见她。尽管我们都长大，但是我们都轻易的认出对方。她一个列车长，一路是很辛苦的。直到车子快到大连了，她才出现。我们聊着许多往事，她把联系方式留给了我。从她那里我听到了我敬爱的都大爷爷，已经在数年前去世。据说老人走的十分安详。她告诉了我老人的埋葬地，那里距当时我母亲下葬的地方不太远。
　　应当是在1996年前后，我曾经去看望过敏姐姐，那时候她很好，儿子长得高高大大，十分英俊，脸上透着妈妈漂亮的基因。我那天在敏姐姐家中和姐夫一起喝了酒，我们说了很多童年的往事。
　　1988年的清明，我去给祖母和母亲扫墓，我特地买了双份的祭品，在拜祭了我的祖母和我的母亲后，我按照英子妹妹指点的地方，很快就找到了都大爷爷的坟。一方青冢，杂草横生。一块水泥板的墓碑，上面简单的红油漆标记着老人的生卒。我拂开杂草，为老人点燃了一炷香。我要替我已经过世的母亲，在重病中的父亲，谢谢这个对我们家恩重如山的人，也替我过世的大哥谢谢这个老人，给了他后续的生命。香烟袅袅，我痴呆的坐在坟前，恍惚中，依稀看到都大爷爷那张慈祥的笑脸，那两道宽白的寿眉。就在那一年，我去看望了尚健在的都婆婆，老人家摩挲着我的脸，喃喃自语说：“我看不见了，但是你长大了孩子。”一句话让我泣不成声。三年后，都婆婆辞世。当时我在出差，没赶上为这个老人送最后一程。再后来，七十多岁的大姑我见过几次，终因生活劳顿，渐渐失去了联系。
　　2007年的清明，我又一次来到了都大爷爷的坟前，发现显然是已经很久没有人祭扫了，墓碑上的红色油漆已经脱色几成粉白。一切迹象表明，都婆婆没有和都大爷爷葬在一起，我试图找到大姑，但是，因为她们那里整体搬迁改造，我查不到她们去了那里。算起来，大姑也该有八十多岁了，一个耄耋老人，又承受了老年丧子之痛，这是多大的打击啊。
　　我不知道敏姐姐最后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姐夫只是告诉我，病发很突然。而在送别敏姐姐的告别厅，我也没看到大姑的身影，老人家经受不起啊。
　　我在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想到最多的是，一个人的经历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那些经历之间，注定会有一条道路，就像我儿时记忆中的小巷，唯一不同的是，这条道路是由心中的块垒敷设而成，由泪水和思念浇灌而成，而这条道路上空，注定漂浮着叹息的微风。

明月千里

<br /><br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六
　　
                             军官大院的孩子
　　这些年来，我看过太多的文字，或者是影视作品，大都是描写文革的那段往事的。说实话，我所以写下这个系列，我没有丝毫的要承担什么社会责任或者义务的想法，但是，我敢保证这些文字是一些往事的忠实记录。当然，它不可能不包含着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所以，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因为我揭开了心中最不愿揭开的那一切。
　　我就是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叙说这一切，我不想把它人为地抬升，因为我做不到。我也不知道这个系列会写到什么时候为止，我要说的是，这些往事不是我搜肠刮肚，不是我杜撰胡编，我用不着为这段往事，去扯自己太多的精力。或者简言之，它就是一种水到渠成。
　　我相信我的记忆不会欺骗我，我也相信，我的思想不会欺骗我。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对这段往事做一些回顾的话，那么这不过发生了几十年的一幕幕惨痛或者是悲喜，是不是会随着时光而淡忘？
　　那一年我参观了一个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墓葬群。我非常震撼。看着那些曾经如花的生命，我不知道是该叹息还是该哭泣。我注意到一块墓碑的与众不同，它上面笔力遒劲的刻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有些被触动，我呆呆的看着这块墓碑，想象着他的主人，那是一种怎样的青春冲动和无染的信仰啊？！可是，这一方青冢却无情的埋葬了青春，埋葬了生命，剩下的只是一些笑话般的记忆，在风雨中无可奈何的叹息。
　　在小巷的东头，是一个部队家属居住的大院，用儿时的眼睛去看它，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而当今天的我数次走过这里的时候，突然感觉，它其实很小很小。大院有着高墙，高墙上端插满锋利的玻璃碎片，显然是为了防止人的攀爬。这是一栋青石的三层楼房，看起来洋气而格致。
　　我一直也没搞清楚，这座大院到底住了多少户人家。按照我的判断，不会低于10户人家。平时大院的门口总会有卫兵守卫。那些兵蛋子并不苛刻，对待我们这些外来的孩子，也基本属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座大院里，有我三个同班的同学。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我隐去他们的姓名。两女一男。他们的父母都是部队的军官。
　　其实军人的孩子，并不清高，他们和我们一样具有野性。所以，在多数时候，他们很少呆在那个封闭的如同军营一般的大院，更多的时候，愿意走入小巷，和我们一起肆无忌惮的开心玩耍。
　　但是，军官的孩子，举手投足，必然带出一些优越感。所以，我们与他们其实是始终有一种距离的。我同班的这三个同学，据说父母的官都做的很大，到底多大，谁也不清楚。再说，那个年代人们不太习惯关心他人的私生活，或者是隐私。那个叫林丽的，在我的记忆里她就一直坐在班长的位子上，看起来是一个很娇气的女孩。她总是试图给我们留下高傲的印象，可是很不成功，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很少和她玩在一起，所以，她其实一直被我们同学孤立着。
　　对于她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在文革期间，批斗我们那个头发花白的校长的时候，她的脸都愤怒的变形，然后飞起一脚狠狠地踢在了校长的屁股上。那一年我们才四年级，一个四年级的孩子能如此，也算是让人惊讶的。
　　那一脚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林丽的印象。文革结束后，我们小学同学的一次聚会，唯独她没到，席间有的同学就直言不讳，为了那记忆深刻的一脚，林班长也不敢来。其实，我们都是一些棋子而已，谁之过？
　　但是，有关林丽的命运却足够让我们唏嘘不已。文革后期，她那个红极一时的军管会代表的爹，因为站错了队，而被剥掉一身军装，全家被遣送到了辽西的一个偏远的山村。而林丽和我们这些成千上万的上山下乡大军一样，在广阔天地了进行了若干年的“修理地球”工作。在命运的链条上，我们或许注定躲不开那一个环节，当我再一次见到林丽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九四年的那个夏天。
　　完全是一个意外。我和几个朋友正在一家酒店举杯畅饮，我听到有人在喊“林丽”，因为对这个名字我有太深的印象，所以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款款走过大厅，我远远望着背影，一稀长发披肩。哥们看我望的出神，打趣道：“遇到了旧相好？”我说：“不是，这是我的一个小学的同学的名字，会是她么？”她们在距我有十几米的另外一张桌子上，两男两女在吃饭。因为这个叫林丽的女人，始终背对着我，我不敢断定。所以，我借故去洗手间，特地从她们身边经过，我仔细打量了这个叫林丽的人，眉目依旧，果然是她。我没动声色，回到自己的酒桌上，倒满了一杯酒，起身来到了她们的桌边，她们甚至有些惊讶我这个陌生人的唐突。但是，林丽根本没费劲就认出了我。寒暄客套，都无法遮掩我们一晃而过的岁月所带来的沧桑。她告诉了我，在辽西北她生活了近十年，后来考入省内的一所大学，而她的父母都相继在那里过世。如今她在这座城市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做销售业务经理。和所有的人一样，为人母，膝下有子，日子还很开心。我们互留了电话，道了珍重，我要离开，她突然对我说：“你还记得当年我踢过我们校长一脚的事情么？”我点了点头，她很郑重的告诉我，后来在我们家临下乡前，我去给他道过歉，他原谅我了。我的心里有一种酸楚的感觉：何必呢林丽，你何必道歉？应当道歉的是那个曾经发疯的时代，是它误导了我们。很多年以后，我看到了马丁.路德揭批教皇十世买卖赦罪符的文字记载，这个无畏的教徒，用一种肝胆相照的赤诚，毫无畏惧的挑战了教皇不可一世的尊严，把教义信仰，彻底还给了真正的信徒。我们，曾经都是那个罪恶的“赦罪符”买卖中的参与者，我们最缺乏的就是马丁.路德的赤诚和无畏。
　　我不知道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都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知道这个匆匆的舞台，不是所有的过客都可能留下记忆。我们甚至无聊到就像《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无聊之极的流浪汉，没有人知道我们在等待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会等到什么。2001年的秋天，我听到了林丽因为车祸而去世的消息，那是一次旅游途中的意外，让一个生命的符号，戛然而止，猝然落幕。
　　大院的另外一个女孩子名字很男性化，叫张力。这是一个我记忆深处非常清晰的女孩子，她个子很矮，眼睛很大，人非常活泼开朗，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最早走出大院走到小巷里和我们疯成一片的。她的父亲时任军分区副政委，应当是不小的“官”。但是，她很少蜗居在那个爬满常青藤的院落里，用她自己的话说“在那里不开心。”她无拘束的性格很快就让她成为小巷里最受欢迎的军官子弟。而且她随性的性格也确实让我们佩服，走到谁家，碰到吃饭，只要人家招呼她，她一定不客气。如今，她在一所部队医院当护士长，性格依然不变，走到哪里都会有着她的笑声和快言快语。她是我们那时候，最拿她毫无办法的人，她几乎给全班同学都起了外号，所以，即便是现在见面，说起往事，在她的嘴巴里你也休想听到自己的大名，基本全都是绰号。
　　性格开朗的人，注定会在这个世界上称为最幸福的人。张力就是这样，她在文革后，并没有依仗他的父母，而是随着一群同学嘻嘻哈哈的去了昭乌达盟，“毛主席的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有着男孩子的性格，所以，下乡的日子，她几乎和男同学一样，她告诉我们，饥饿的时候，她偷过老乡的鹅，说到高兴处，她用手比划着：“我上去把鹅的脖子一扭，它就没了气，然后我就把它塞到书包里，带到点里大家开荤。”我甚至能想象出，一个女孩子那一瞬间所表现出来的“凶残”。她在乡下呆了四年，后来还是爹妈动用了关系，强令把她送进了军队的医校，用她的话说“老爸老妈还以为我能为他们弄个南丁格尔让他们脸上有光呢。”我一直认为张力是我小学同学中最优秀的女性。所以，她的生活看起来十分安逸快乐。而在非典的那一年，她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工作在最危险的地方，却没被传染，也是个奇迹吧。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偶尔一个电话，先传来的一定是她爽朗的笑声。她的先生是一个驻外使节，她生有一对女儿，如花似玉。
　　大院里的男孩子，名字叫付军，是一个在当时就身高足以超过我们的家伙。就像林丽常年把持着班长的职务一样，付军好像是我们一成不变的体委。班级的任何活动，或者是组队，都是他站在前排喊号子。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个人要走什么样的路，或许就是上苍的，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
　　付军死于1998年，死的很惨烈。周身挨了十几刀，刀刀致命。死的很不光荣，为了毒品。据说后来的付军因为吸毒无法自拔，行容枯槁，如同行尸走肉。他是我小学同学中唯一一个走上这种不归路的人。
　　少年的付军为人豪爽，只要他手里有一块饼干，他一定会掰一半给你。小时候，男孩子们最喜欢的是打架，打群架，而每当这个时候，举着砖头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付军，那时候就有人定义他为“亡命徒”。用张力爸爸的话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人才，将来一定是个混蛋。不幸被那个将军言中，付军最后成为了一个混蛋。混蛋的不折不扣，混蛋的令人生畏。据说付军的父母过世的都比较早，他一直跟着做将军的爷爷生活，而爷爷对这个孙子疏于管教，终于酿成了他无法无天的性格。当他的亲人们发现这一切，试图挽回的时候，木已成舟，人已定型。
　　原本他是因为过失伤人而入狱五年，出来后遇人不淑，狱友们拖着他，很快他就学会了与毒品打交道。这个时候的付军已经是人生瀚海中随波逐流的那片树叶，他已经无法把握自己。对毒品的依赖，让他的亲人们万念俱灰，大失所望。
　　付军终身未婚，而暴戾的性格，让他最后成为孤家寡人，所有的人都象躲避瘟疫一样远离他。受不了他伸出手向你借钱，然后用来在烟雾缭绕中寻找着虚无飘渺的快感。我一直再也未见到他，直到听到他的死讯。
　　2003年的那个寒冷的冬日，我沿着小巷一直走到军官大院，里面的藤蔓在冬日里散漫着一种枯黄，大院似乎一切都没变，但是，已经看不到门前威风凛凛的卫兵，在城市高楼大厦的掩映之下，这座曾经的军官官邸，显得破败而灰暗。
　　所有的曾经的岁月，都是一种洗尽或者未洗尽的铅华，阴霾的天空，雪落无声。有关这个军官大院和他们的孩子的故事，就在昨天，那么近我几乎举手就可以触摸，但是，又那么远，毕竟有了几十年的距离。
　　一个不可能的伪命题，突兀的出现在我的脑海：假如有来生会怎么样？林丽会怎么样？张力会怎么样？付军又会怎么样？他当体委的时候，口令是那样的清脆有力，打群架的时候是那样义无反顾，或许他有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
　　小巷里不知道是谁家的音响，声音开得很大，一首歌透过冬日封闭的门窗，顽强的飘洒了出来：
　　“有人说人生是个美丽的错……”
　　我没有感受到美丽，但是，我咀嚼到错误和痛苦。
　　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来过，那么好吧，不要后悔。这是我的一个牧师朋友送给我的人生箴言，我记住了。

邱天

<br /><br />欢迎，读。

明月千里

<br /><br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七
　　
                      三箱子“禁书”和他的主人
　　我注定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大哥的同学，长我十几岁，算来应当有六十多岁了。
　　其实我一直很困惑的是，文革中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的真实动机和含义何在。所谓的破四旧的内容无非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立四新这完全相对应。这东西在我看来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不久前我看到过一本书，名字叫做《绝版中国》主要是写的是全国各地名胜古迹的消亡的残酷现实。前不久我曾经和一媒体的朋友激烈争论过有关北京和奥运的话题，我不掩饰我对“新北京新奥运”的提法的失望，在我看来，在北京这样一座秉承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古城举办奥运会，它更贴切的口号应当是“老北京新奥运”。这一点，希腊人做得比我们精妙的多，他们的奥运会突出了一个“回归”的主题。我坦率地说我已经不大认识北京了，它给我的城市印象非常古怪，仅次而已。
　　还是回到本文的话题。文革期间的破四旧其影响力和震慑力是相当厉害的。我亲眼看着父母把家里的鱼儿倒进了下水道，把养在阳台的花儿，连根拔出。据说这样就算是消除了与资产阶级拥抱和亲近的机会。
　　那是一个风声鹤唳的年代，那是一个草木皆兵的年代。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出身，你走在路上都要小心点，红卫兵的皮带会抽到你的脑门子上，打的你抱头鼠窜。一身黄军装，一个红袖标，就是那个时代最惹眼的风景。而批斗抄家则是那个时代的组图。被大串连搞的有些厌倦了的“红卫兵小将”们，把他们充沛的精力，狂热的革命情感，全部投入到这样一种乐此不疲的“壮丽事业”之中。
　　中学生是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他们都怀有自以为很远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志向。从小喝“党的奶水”长大，不曾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校长老师的命。斗校长，打老师，打腻歪了，便杀出校园去革“地、富、反、坏、右”的命。
　　毛泽东的一句“最高指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制造了一个红色的疯狂，所谓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像你走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剪径的强盗，一切都是不容分说的。在红卫兵的眼睛里，什么“理发馆，照相馆，裁缝铺，旧书摊”都是红卫兵们扫荡的目标。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打击的对象。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非常赞赏的一句话那就是定义“文革为一场浩劫”，而这个浩劫原本是人为制造，原本可以不发生的，它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它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一场人为的悲剧。
　　那三箱子子书是如何运到我家的，我觉得是一个谜，在那个疯狂到极致的年代，居然能在红卫兵们的眼皮子底下，把三箱子“封资修”的黑货，安然转移，算是一个奇迹。事实上那是一个遍地沙威一样的鹰探的年代，红卫兵们狗一样灵敏的嗅觉，和大批翻脸无情，决裂有理的人，让那个时代的亲情友情变得脆弱不堪。
　　一个木箱子，两个皮箱子，里面塞满了书。它的主人是我大哥的同学。那时候大哥已经转业回到了地方，在一家大企业里工作，文革期间，他也参加了一个什么派别组织，并且在一个夜晚，曾经将一支枪带回了家，遭到了我父亲严厉的斥骂，从那以后，他好像就淡出了这个漩涡。
　　大哥的这个同学，人长得矮小黑瘦，父母都是南方人，当时他在造船厂工作。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似乎没有别的爱好，唯独对藏书和集邮情有独钟。他好像还有一个姐姐，在南方工作。破四旧开始后，有人开始盯上他。他把书全部转移到我家，是和我大哥策划，看起来非常隐蔽。我发现家里的这些书，已经是六九年的事情了。
　　那三个箱子，只有那个木箱子是上了锁的。其它的两个皮箱子没有任何锁，就两个皮带扣扣住。揭开就可以看到那些书。我正式接触大批量的文学作品的时代，应当是从那时候起吧。因为在这之前我更热衷于连环画之类的。
　　很多年后我对这些藏书的基本评价就是：丰富。尤其以苏联文学作品居多。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有《复活》《静静的顿河》《罪与罚》《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大量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一些反特小说，数量之多令我眼界大开。但是，坦率地说，读那些拗口的外国人名是一件很让我苦恼的事情。而我几乎读遍了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系列：《女皇王冠上的钻石》《八十天环绕地球》《从地球到月球》《格拉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烽火岛》。这是一个让我无比惊异的科幻大师，他的笔下的一切如今早已经成为现实，这种带有先见性的科学预言，让大师如今依然光辉灿烂。而且说实话，看过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作品以后，觉得其它的科幻小说都很“儿科”。我还看了巴尔扎克系列的作品，以及雨果的作品。尽管我那时候的阅读能力并不差，但是我的理解能力是低下的。有关对这些不朽作品的深刻印象，实际上都是在我重读或者再读的时候才感悟到的。但是，那些书让我打开了眼界，让我爱不释手，这确实是事实。
　　从把这些书转移到我家以后，大哥的这个同学就音讯皆无，好像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消失了。每当看着这三箱子书，母亲都会念叨着大哥这位同学的名字叹息道：“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怎样了？”那个年代的人们，很象风暴里的浮萍，没有人知道你会飘向何方，你自己也不知道你会飘向何方。
　　所以，对文革其实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它的疯狂，它的凶残，并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们的所作所为。
　　后来我们知道了，在破四旧的惊风骇雨中，大哥的这个同学，宛如惊弓之鸟，在一个雨夜带着年迈的父母逃离了这座城市，去了他们南方的老家，这一走就是十几年，而他也因为这一走而被顺理成章的开除了公职。事实证明，他们的出逃是何等的明智，因为他们如果不走，必然是被专政的对象，被批斗，被凌辱，被抄家，之后还要谴往农村，顺便送你一顶足以抬不起头的帽子，而这一逃却躲开了这一切。福兮祸兮，谁人能知？
　　一九六九年的年底，我随着父母迁往这座城市的北部山区，那里已经有一所再建的战备工程在等待着我们。家里只留下了已经工作了的大哥二哥，临走的时候，大哥曾经建议我们把这三箱子书带到乡下，被父母拒绝，理由很简单：人家的东西，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取的，一旦我们带到了乡下，很不方便送还的。
　　于是我恋恋不舍的和那些书籍作别。
　　它的主人真正第一次出现是在一九七九年，那时候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人们正舔着带血的伤口，对曾经到疯狂做着清算和反思。大哥的这个同学终于来了，他这一次是带着光明正大走进我家的。大哥大嫂热情地招待了他，并从拉门的柜橱里拿出了他藏在我们家十几年的那三箱子书，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我们吃惊的决定，他告诉我的哥哥嫂子，那些书他不要了，然后他用随身带的钥匙，打开了那个从未打开的木箱子，小小的木箱子里面塞满的是集邮品。他告诉我的哥嫂，我只要这些邮票，别的什么都不要了。于是他把那些藏书留给了我们家，抱着哪一个木箱子走了。
　　很多年后，这个人成为这座城市集邮市场绝对的“大鳄”，身价数百万。而让他走上发迹之路的，就是那一枚枚，一方方小小的邮票。据说他是这座城市最早从事这个行当的人，邮品之全，品相之好非常罕见。所以，他赚得盆满钵溢。
　　一九九九年我大哥因为脑溢血过世，年仅四十多岁，留下一双女儿。在大哥的追悼会上，我看到了他，他为大哥买了一个大大的花圈，上面写着“送别挚友”几个大字，他哭了，很伤心。据说他是一个极其健谈的人，但是，岁月留给他的印记就是十分木然。他留在大哥家的那些书，后来被大嫂当作垃圾卖掉了，这让我有些痛心疾首。
　　2003年的一个初夏的午后，我途径一个证券公司的时候，邂逅了他。他滔滔不绝的给我大谈他的“股经”，当听我说我对股票一窍不通的时候，他瞪着一双好象看到了外星人惊愕无比的眼神。
　　我问他：“大哥你不集邮了？”
　　“转了，我早就转了，见好就收。”他象是在回答我，又像在自言自语。当我说道当年它存放在我家的那些书的时候，他打着哈哈说，“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不过你大哥是个好人，你们一家都是好人。”他突然抬起腕表，我看的出，那是一块价格不菲的劳力士。他告诉我：“兄弟，要开盘了，我进去了”。接着他就消失在股市大厅的旋转门里。
　　我们都在被岁月改变，我们都在被时间修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你有怎样胸襟和抱负，在时间面前，你都会被它治理的毫无脾气和章法。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的希勒，在他的剧本《威廉.退尔》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不，暴君的权利不是无限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出承认，我们常常被专制和愚昧所诱惑，所引导。
　　因此，在对文革这样惊人类的逆天行为的思考中，我们如果用一种“怪罪”的心理，去过份的指责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还不如深深的自省我们的协从和懦弱。人类世界充满着偶然和人为，或许我们注定要经历这一切，冥冥之中早已经安排的条理清晰，无法规避。按照格林兄弟的说法“偶然就是游离于我们的愿望和理智之外的不可预知的事情”。就像生孩子必然要带来痛疼一样简单，这是人类进化或者成长所要付出的必然的学费，果真如此么？但是，我们不应当健忘，不应当漠然。其实红卫兵的叫嚣和那漫天的标语传单，焚烧“封资修黑货”的烈焰其实都不遥远，一切都在昨天。如果把这一切简单的理解为疯狂，愚昧，冲动那么我们一定是大错而特错。
　　我曾经看过一个八岁孩子的墓志铭，上面只有几个字：“我来过，我很乖”。我流泪了，我被这样的墓志铭所感动。事实上，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风雨，我早已经没有了所谓的“激情”，剩下的只是一些残缺的记忆而已。但是，我不会无聊到象《等待戈多》的无聊流浪汉那样靠着嗅着自己的臭靴子打发时光。我们注定生活在漩涡和矛盾之中，我们注定要经历一些什么，然后注定要去思考一些什么。
　　就像我读过的那些曾经被定义为“封资修”的书一样，它们必定会在我的心中留下印象。我不会轻易遗忘，真的不会。

明月千里

<br /><br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八
　　
                                照相馆的故事
　　我儿时很少照相，大约有记录可查的无非是三张照片。第一张拍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是一张很小的照片，所幸我至今依然保留。那上面是一个大脑袋大眼睛的孩子的大头照。眼神空洞而绝望。
　　照片拍摄的那一年我三岁，那一年我妈妈因病住院，是大我三岁的二姐带着我。这张照片很容易让我的思维联想到战乱中的乌干达难民儿童，至少是有几分神似的。这张照片据说就是我们家小巷东头哪家照相馆的“杰作”，这张照片至今我依然保留着。第二张据说我已经六岁了，还是在那家照相馆所拍，我很“幸福”的踩着一辆儿童的三轮车，肆无忌惮的张开了满嘴发育不全的牙齿，笑得很开心和天真无邪。第三张其实是一张合影，是一张我文革前夕和同学们的合影，大约有二十几个人，我是踩在一个板凳上，举着“红宝书”，虔诚而恭维。那第二张照片我曾经在姐姐家看过，我让她们给我一张翻印的，结果一直没有。第三张照片更是踪迹难觅，不知所在。如果不是我数年前在一个同学家发现，他指着照片上的我“看看那时候的你”我几乎感到愕然和陌生。但是，记忆告诉我，这张照片也是在那个照相馆所照。
　　2003年的那个冬日，我走过小巷，来到曾经的那家照相馆的遗址，那里已经让我找不到丝毫的痕迹，曾经的那一排很洋气低矮的平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很有点味道的小楼房，据说里面住着一个很有钱的“款爷”。
　　什么也无法阻挡的是回忆，对于往事的记忆，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剥开一个裹满蚕丝的茧，你要有足够的耐心，最终你会看到里面的蛹。
　　一九六七年末，冬日的严寒挡不住文革的狂热。被思想和主义焚烧的人们，倾刻之间成为这个社会的多动症患者，他们已经失去了文革初期的温文尔雅，失去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蛊惑下，一批批地富反坏右被揪出来，被批斗，被抄家，被游街。这情景很多年后我在那个伟人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上看过，农民们游斗乡绅，就是用的这种手段。
　　出身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瓶颈”。只有雇农、贫农，下中农的后代才是纯正的革命者，他们才是那个时代最扬眉吐气的人。而其他的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右派分子，都是被打击和清理的对象，甚至什么手工业者，也无法幸免。
　　人，一旦失去理智，而且还笃信这种疯狂是一种信仰的时候，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或许多少年以后，我们依然可以心有余悸的面对这样一场灾难，但是，我们一直缺乏足够的勇气和胆识去直面这场灾难，去反思每一个灾难的亲历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做了什么？因此，我坦率地说，我愧对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目光和文字。不要试图把自己游离于事件之外，我们不仅仅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
　　在我的记忆里，照相馆被砸，确切地时间应当是六七年的年底。因为我一直在现场观看。其实这家照相馆早就预感到了什么，从文革开始，就几乎停掉了一切生意，唯一照的都是一些红卫兵们举着红宝书的摆着那个时代通用的“普氏”。但是，瑟瑟的冬日冷风，还是让他们预知道了未来。但是，他们注定躲不过这场风暴。这个照相馆确切地说，是两兄弟联手开办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设计的很有些创意，其中临街的一排平房，被他们刻意设计成了一个大的橱窗，里面曾经挂满了各种风姿绰约的人像。大多是黑白的，偶尔也有几张彩色的。哪颜色当时都是用手工完成的，今天看起来很假。
　　事实上他们非常敏感，在感受到“破四旧”的威力之后，就悄然的把橱窗里的展品撤下。而照相馆也开始闭门不营业了。但是，最终导致被砸的直接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不营业。据说是有天深夜，有几个红卫兵心血来潮，去敲照相馆的门，要照集体合影，被兄弟俩以不营业为借口，拒不接待，进而惹恼了这群红卫兵。
　　疯狂有的时候是无法用具体的语言表述的。一卡车红卫兵，看起来象是一个“袭击”，他们着装整齐，每个人手里都无一例外的两样“武器”，一本“红宝书”，一根皮带。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兄弟二人被五花大绑的揪了出来，剩下的就是一场打砸，没有抢。于是，照相馆门前，散落的胶片，散落的照片，成盒子没有曝光的胶卷，都被英勇无畏的红卫兵们不扔到了大街上，成为我们这些孩子哄捡的对象。然后，他们抬出了两台大的照相座机，就在众目睽睽下，几个红卫兵举起大锤，一下，两下，三下，N下……那一瞬间，我看到两兄弟的老大，脸上划过一种无法言状的痛苦和绝望。
　　当然，红卫兵不都打砸，他们也把单台的相机，照单全收，作为战利品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押着兄弟二人，洋洋得意而去。寒风吹过，吹起一地的残片，照相馆橱窗的玻璃早已经支离破碎。
　　据说红卫兵也并没有再为难这两兄弟，因为他们已经发泄了，他们已经给了这个照相馆和它的主人足够的羞辱，当天夜里，这兄弟二人就被放了回来。据邻居们说，两兄弟看着一地狼藉，抱头而泣。这个照相馆，是他们的父母留给他们的唯一财产。如今，一切都没有了。三天之后，两兄弟收拾了家中的物品，悄然消失，从此踪迹皆无。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那栋荒芜了几乎十几年的房屋的主人之一的，两兄弟的老二，才出现。从他的口中人们得知，两兄弟在老家农村整整生活了十年，期间大哥娶妻生子，果然扎根落户在农村。而老二则一直坚持要回到那座城市，再操旧业。
　　2003年一个秋日慵懒的午后，我坐在一家颇有名气的影楼里舒适的沙发上，它的主人，就是小巷照相馆的老二，如今他已经有了几家连锁经营的影楼的老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早就不自己照相了，他负责的只是管理。
　　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厚厚的一耷影楼的推介，以及几本他们用来作广告展示的样本。我翻阅着，欣赏着。在一本题为《快乐童年》的画册上，我看到了一张张天真无邪孩子们的笑脸，无比纯真，一尘不染。明快的色彩，绚丽的构图，看起来赏心悦目。我若有所思，我突然记起自己口袋里的那张一寸的大头照，我打开自己的皮夹，取出它，递给坐在我旁边的影楼的主人：“记得么？这也是你照的。”他把照片放在手心，突然哈哈大笑“咋能不记得呢，小时候的你啊，啊哈哈哈哈。”我不知道他这一连串的哈哈是在表述着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情感，但是，我听出来无奈和苦涩。
　　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他们兄弟俩人，在被红卫兵抄家后的故事。
　　面对着一地的狼藉，兄弟俩面面相觑，不知所措。还是大哥的主意多一些，“老二，我们走吧，回老家，等风头过了再回来。”于是，兄弟二人在劫后，匆忙的收拾了行囊，锁好了他们曾经的家，黯然而去。
　　其实我相信，这是文革期间，太多人所经历的命运坎坷之中，太一样雷同的往事，或许它们可能有着细节上的差异，但是，基本的模式并无太大区别。在未知的命运面前，人们惶惑，或者选择逃离可能是最好的择决。
　　我后来曾经不止一次的见过两兄弟之一的大哥，他如今已经是一个建筑承包商。在他的身上你已经找不到丝毫当年的影子，曾经灵巧的，恰当时机按下快门的手，如今已经握着数台手机，忽而大声呵斥，忽而调笑，忽而遵从。对往事，大哥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漠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生活在过去的影子中，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要感谢生活，因为它改变了我，让我知道除了照相之外的生活依然美好。
　　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极为豁达的人生观，或许这就是拜生活所赐？！
　　我们都在被生活所改变，尽管我们试图改变生活。我们的一切经历和往事，无论如何也不应当仅仅幻化成一个病灶般的钙化点。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我们应当记住点什么，而不是快速的遗忘什么。
　　一座曾经的，小小的照相馆，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今天装潢气派的影楼相提并论，因为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在我的记忆深处，那个冬日随着寒风飞舞的底片或者是被撕碎的照片，是一道很让人刻骨铭心的场景。
　　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大师，康德先生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善存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无人能终生行善，但人都明白什么是善。暴君并不愚蠢，他完全知道自己正在行恶。但为了维护统治，他必得行恶，同时踏着良心指恶为善。
　　事实上无论是暴君还是独裁者都不愚蠢，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却一样：不喜欢自由。康德还告诉我们“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可以不作违心之事。”这是对自由最精确无比的论断。
　　有关小巷这个照相馆的故事，或许该结束了，但是，生活没有结束，思考就不应当结束。早已荡然无存的那个照相馆，其实留下了它记录人生最抹不掉的一幕，让我刻骨铭心。我的一位好友，日前在一次和我聊天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有见地的话“国家和政府都是用来服务的，如果它不能承受批评和指责，那么它就必然短命。”这话说得很尖刻，也非常有道理。
　　没有什么人喜欢在一种动荡不定的生活中度过每一天，更没有人喜欢在一种全民疯狂的年代里，让自己成为一叶扁舟。如果我们不能有足够的痛，去揭开往日流血的故事，那么，这一切都是毫无必要的。
　　很多年后，我通读了德国乃至世界的哲学狂人尼采的两部作品《偶像的黄昏》《瞧！这个人》，我为这个哲学狂人的思想和语言所震撼，或许这就是对人生最坦诚的，最无节制的揭露，让我们看到真相下面不仅仅有血，还有脓，还在散发着腐臭的味道。
　　文革后期，我接触了大量的当年的红卫兵，我发现了一个几乎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他们对曾经的一切并不后悔。我有些惊讶，也有些叹息，是的，谁应当过分指责年轻的盲动和盲从呢？
　　疯狂的尼采曾经肆无忌惮的喊出了“上帝死了”，那么我们心中的那座神龛，那里面供奉的神位也打碎了吗？或者依然还在？
　　没有一种解放比解放心灵更难了。我们究竟是选择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还是应当铭记过去一切向前看？
　　这看起来是一个问题。

明月千里

<br /><br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九
　　
                         大院哑巴的故事
　　在照相馆被砸的时候，我捡到了一个照相机镜头前的滤镜，是一个黄色的滤镜。我非常喜爱这个滤镜，它一直伴着我很多年，后来还是在农村那会儿，上山拾柴的路上，跌了一跤，偏偏就那么凑巧，装着那个滤镜的裤兜，撞在一款岩石上，结果滤镜碎了，我难过的几乎放声大哭。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和我一样的体验，有的时候，非常偶然的一个颜色，或者是一种气味，或者是一个物品，就会勾起你对往事的清晰记忆。而触发这一切的，或许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东西。
　　这个黄色的滤镜我至今记忆深刻，它的金属的外框是蓝色的，镜片的黄色，非常纯净。我经常举着它在自己的眼前，去看着镜片中映射出来的那个黄色的世界。世界的颜色永远是丰富多彩的，但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你能见到的颜色除了自然的，剩下的就是人为的千篇一律。它简单和疯狂到就像我在那个黄色的滤镜下看到的一切，都是黄色。
　　我在整理这个系列的时候，曾经积累了大量的有关这段日子的一些素材和故事，也曾经拜会了很多老邻居，老同学，说实话，我一直很想把他们写出来，但是，我一直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我觉得我缺乏一种深度。或许我讲述的，或者是我表述的都是一些表象的东西，它们缺乏一种深度。而所谓“言为心声”最大的含义一定是，你要说的一定是你要真心表达的。德国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迦达墨尔活了一百零二岁，他于2002年在辞世。在他去世的前几周，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下了这样一段话：“生命想拥有它自己的生命就此而言我们和动植物无二致。但我们总想赋予生命意义。因为我们想的太多。还因为我们天生有记忆力，充满回忆和希望。关键是我们不想枉来世上走一遭。”这是一个大师的文字，是对人生的一种感悟。我一直觉得，如果回忆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回忆，那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事情。
　　人不能生活在回忆中，也不能生活在往昔的影子里，但是，这些你注定忘不掉，或者是你每一次回忆的时候都会感悟到一些什么，在我看来，这才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话题远了，还是回到小巷，继续着我的回忆。
　　在我们家的西面，也就是麻子兴隆家的那一面，是一座很大的院子，很气派的。院子里住着一个级别相当高的人，当时据说是行政十三级，我不太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那是一栋现代化的洋楼，有着漂亮的外观，也有着大大的阳台。只住着一户人家。那个院子至少有三四百平方，里面花木遍地，而还打着棚架，上面爬满了枝枝蔓蔓，也有那种青翠欲滴，让我们大流口水的葡萄。
　　小院的主人据说是这座城市的行政长官之一。当然出行必有车。那种老款的，很浅白蓝的上海轿车。那时候，看到这样的车子，就知道，它的主人一定是“大官”。“大官”长得什么样子，我并无印象。但是我知道的是，“大官”的那几个孩子。“大官”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两个女孩大我们很多，基本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大官”的儿子，我记忆深刻，不仅仅因为是同龄人，更因为他的与众不同，他是一个“哑巴”。他应当大我一岁，一定是家里的条件很优越，所以，人长的高高而白净。
　　没有人知道“大官”的儿子如何成为哑巴的，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但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这是一个性格怪异，喜怒无常的家伙。他也从来不会出现在我们中间，大多数时候他就在他家那几百平米的院落里，显得孤独而绝望。当然，他也会对爬着墙头，或者趴着门缝观望的我们愤怒的吼叫，甚至拿着石头打跑我们，每当这个哑巴愤怒的喊叫在大院上空飘荡的时候，我们都四散跑开，然后一回儿再卷土重来。于是“逗引哑巴”成为小巷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
　　但是，我却成为这个“哑巴”最好的朋友之一。
　　第一次正式接触这个“哑巴”，是他在聋哑学校放假回家的路上，他朝我很友善的笑着，我也同样很友善的回敬他。他过来搂住我的肩头，用手比划着，我明白大意。是让我去他的家玩。我点头，于是他十分高兴的，呜哩哇啦的说了一通。因为小巷是他家的后门，我们走的是正门。他拉着我对卫兵比划着，那卫兵显然听得懂。我跟随着他来到二楼，在当时的眼睛中，他的家可以用“豪华”来形容。我随着他进入他的卧室，他拉着我的手，然后在一个本子上写道“我们做个好朋友好吗？”字写得非常工整而漂亮，我点头。他十分高兴，抱出了一叠连环画。于是在那个阳光的午后，我家里的人找我找翻了天，我在哑巴的家里，度过了一个无比开心的下午。
　　哑巴和我下象棋，他下的真好，一直杀的我垂头丧气，推秤认输。我知道了哑巴的大名，胡晓明。哑巴借了一书包连环画给我，还比划着，看完了之后还给他，他再给我新的没看过的。那真是一个无比充盈的午后，尽管我付出了回家被母亲扭着耳朵教训了半天的代价，但是，我却有了一书包的连环画可以看，其开心程度可想而知。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进入哑巴家不止一次，甚至我每一次出现，卫兵都不会为难我。我看到了哑巴的两个姐姐，那是两个如花似玉的清秀女孩，当时她们一个在读艺校，一个再读高中。她们对自己的哑巴弟弟疼爱有加。处处让着他，这让胡晓明在家里看起来有些飞扬跋扈。我唯一没见过的就是他们的妈妈。据说是在另外一座城市，担任领导职务。
　　我和哑巴胡晓明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文革。
　　有一天，我的妈妈告诉我，以后不要去胡晓明家了，我困惑“为什么呢？我借了他的书还没有还呢。”
　　于是在那个喧闹的午后，在高音喇叭不停的播放着“造反革命”的喧嚣声中，我又一次去了哑巴家，我惊讶的发现，门口的卫兵没有了。我并不费力的就找到了哑巴，他正在屋中的地板上呆坐着，眼神空洞而绝望。看见我，他的眼睛掠过一丝惊喜，然后拉着我走到写字台上，他在本子上写道“我爸爸被揪斗了，我们要走了。”他告诉我，所有的书他都不要了，送给我。于是，我在回家的书包里，又多了十几本连环画。
　　一九六八年的那个夏天，炎热而沉闷。靠着小巷这一面的哑巴的家的临街大门第一次打开了，打开它的是一群红卫兵。让我惊讶不已的是，领头的居然是哑巴那个在读艺校的姐姐。接着我看到哑巴的爹被五花大绑的带了出来，这个身材矮小的却十分精神的人，早已经没有了坐在上海轿车中的风采，他的脖子上被挂了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头号走资派”，那几个字还被红墨水打了一个鲜红的叉叉，看起来相当触目。而胡晓明家的满院花草，成为红卫兵们发泄的对象，他们几乎拔光了院内的一切植物。然后押解着哑巴的爹，呼啸而去。
　　那个夜晚我听到了哑巴彻夜的大哭和嚎叫，听起来撕心裂肺。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亲情反目，能让亲人水火，我甚至清晰的记得哑巴的姐姐那张俊俏的脸上掠过的冷漠和无情。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一直笃信，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的。一个漠视亲情的人，我和他的交往一定是要有所提防的。任何主义和信仰都不能动摇我的这个准则，我一定是要把亲情放在第一位的。
　　那个夜晚风雨交加。哑巴胡晓明的另一个在读高中住校的姐姐回来，锁好了家门，领走了弟弟，从此姐弟二人杳无踪迹。而一直到文革后期，哑巴的爹在被彻底打倒后，送入五七干校，死于肝癌。而哑巴的那个姐姐，如今已经是这座城市也算有名的艺术家名人了，开着舞蹈学校，偶尔还秀一下自己的墨宝。但是，据说哑巴和他的另外的那个姐姐，没打算原谅她，在她的一次谢罪晚宴上，据说暴怒的哑巴狠狠的抽了这个姐姐两个耳光，拉起小姐姐，拂案而去。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再次见到哑巴，已经是一九九二年了。我当时在一个企业时任团委书记，在团市委的一次活动结束后的残疾人艺术表演团的节目介绍上，我意外的看到了“胡晓明”的名字。而且我也看到了果然是他——当年的哑巴。
　　演出结束后，我在后台找到了他。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我比划着，顺手撕了一张纸，写到“胡晓明，你还认识我么？小的时候？我去过你们家。”他有些怔愣的看着我，突然他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几乎箍的我喘不过气。他笑了，但是带着泪。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九二年，二十四年过去了。我确实没想到能和他在这里重逢。那个午后，我推掉了一切，和哑巴胡晓明找了一个不大的酒馆，我们吃着喝着聊着，比划着，写着。他的字还是那么清秀好看，他告诉我。他的父亲被批斗后，小姐姐带着他去了另外一座城市，去找他们的妈妈，在妈妈那里生活了七年，他在纸上写着“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的大姐”。我劝他：“这不是她的错，是时代的，你原谅她吧，因为她是你的亲人。”他坚决地摇头，让我无语。
　　我一直和哑巴胡晓明保持着联系。后来我知道他结婚了，找了一个正常的女孩。而他妻子又给他带来了一个惊喜，生下了双胞胎的女儿，我见过，聪明伶俐的小姐妹。非常象她们的两个姑姑。
　　人生更多的时候，还是应当把祝福大于期待。我们走过了很远的路，那路上一定留下我们的足迹。后来我偶然听说，哑巴终于原谅了他的姐姐，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最终架设起了一道迟来的桥梁，毕竟血浓于水。
　　其实一个人的一生或许注定要遇到一些结点或者叫做难堪，但是，无论如何你都要去面对。我眼前依然清晰的晃动着当年哑巴胡晓明的姐姐批斗自己的爸爸时候的那种神色，我除了感到一种澈骨的寒意，就是一种善意的宽恕。算起来，那时候，那女孩也不过十六七岁，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你期待她在那样的疯狂面前，做一个慎独的君子可能么？
　　看见日食的地方天必然会变黑。但是，日食就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如果我们始终像中世纪的教会教徒那样，面对日食而产生世纪末的恐惧，那么我们的心窗就很难开启。生命是一个过程，只有活过才会明白。
　　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雨飘摇之后，人们不仅仅需要惊魂未定，还需要冷静地思考。命运的讽刺在于，一个人的善与恶有的时候你是很难界定的。在多数时候，我们都是棋子，都是某一部机器上的零部件，所能做的只是服从于一种需要而已。
　　信仰有的时候就像我们摆脱不了的梦魇一样。然而，我们如果去认真地梳理一下这些信仰，以及围绕着这些信仰所走过的路，所做过的事，我们会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人类的时空转换告诉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就是“相对”。当年的“真理”如今已经成为不折不扣谎言，无论以什么名义，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森人的白骨，血淋淋的现实。
　　有歌儿唱到“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那么经历了风雨就见到彩虹了么？这看起来是一个有些悖论的命题。我们曾经见到的，误以为是彩虹的，其实是一道道人造的，充满着血色和肮脏的“景观”，你难道没看到在那些“彩虹”下面，累累的白骨，和冤死的和魂灵？
　　我看到了，真的。

邱天

写得真不错，请继续！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
　
                           　楼上那一家子

　　我说过，我家的楼上住了两户人家，刘大叔一家我已经有过交待，不再重复。我很刻意的把楼上的另一家人家，作为我这个系列的一部分，这一家人的故事我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因为在我看来，它有着太多的含义，因此写出他们，这是我基本的初衷。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阅读者，能听我极其枯燥的叙说这样一段往事，而且，说实话，它在我的记忆里确实有些支离破碎的味道。所以，会有一些场景的偏差，甚至人物年龄的错误，它确实距离我们今天太遥远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所讲述的这些往事中的基本情节没有虚构，这不是小说。这条小巷依旧在，我儿时的家依旧在，那些院落依旧在，唯一物是人非的就是，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空之后，它更多的在我的心中形成了一个具像。而这种具像会经常折磨着我的回忆，有的时候我甚至都能嗅到儿时的味道，所以，人的一生注定离不开回忆。

　　我不知道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人来说，经历意味着什么，但是，所谓把经历当成财富的人，所谓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人，在我看来他们一定是有所忌惮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过昨天，但是，对于昨天的态度我们永远不可能一致。在生命的庞大链条上，从时间的直线上看，我们不过是一粒存在的微小，相对于广袤的宇宙空间，我们的渺小无以复加。而人生注定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我他所有的经历其实都是一些踪迹，只不过有人喜欢回头看一眼，而有人喜欢习惯性忘却，还有人喜欢双眼永远平视着前方。文革后期的时候，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多么自慰的语言，多么“宽厚”的心胸，可是，你我他，所有的亲历者果真能忘掉这一切么？

　　果真么？！

　　按照列宁的说法“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真的不相信很多人选择背叛。就在我的这个系列写到第五篇的时候，我接到了我的一个好友的E－mail，他问我“你写这些究竟要说什么，或者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没有回复他，那么就在这里算是给他一个答复：“没有任何目的，我就是要写出来。”或许这样的答复不能让一些人满意，但，仅此而已。我有些惊讶的是，我的这个系列的东西，发在我的博客上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了一些很激烈的留言，有人直言不讳他怀念那个年代，甚至认为文革的一切都是对的，甚至还期待着再来一次这样的“革命”。

　　楼上的另外一家，是一个寡妇，她带着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她的大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死于1987年。小女儿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困难。唯一两个健全的，大女儿是一个先天性高度近视，二儿子是家里唯一的身体没有任何缺陷的人。

　　我管她叫“婶”。婶原本不是一个苦命的人，她是大户人家的女儿。而她的先生一直在给当时的俄国专家当翻译。但是，她先生却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三年死于肺病。一个死了男人拉着四个孩子的人，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但是，婶却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事实上，我一直没搞清楚，她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先生去世后，她很少管顾家里，常常是扔下四个孩子，一走几天。而四个孩子就靠着刘大叔和我们家照顾着。

　　在我的印象里，我至今依然清晰的保留着他们家的印象。推开那扇门，就是一个大大的炕，是用木板搭成的，四个孩子就睡在那里。而一扇上了锁的拉门的小屋，据说是婶的房间，谁也不知道什么样子。

　　事实上在我母亲和刘大婶的嘴巴里，我从来没听到过对这个女人太好的评价。三十五年后的一天，我和她的二儿子坐在一起，冬日窗外的雪花悄然洒落，我们面前的火锅在蒸腾，举着杯子我们一度相对无言。他喊着我的乳名：“来，干”于是我们哥俩，一口喝掉了杯中的酒。

　　婶于2003年故去，享年七十四岁。

　　有关这个女人的多数印象，都是后来逐渐清晰起来的。文革期间，因为出身问题，她几乎不敢白天出门，即便这样“红卫兵”也还是找上门来，但是，“红卫兵”们推开她的家门，除了失望就是惊讶，“这是地主大户女儿的家？”破败而凋零，全家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于是“红卫兵”们失去了揭批的兴趣，无比失望的看着这个“破落地主女儿的家”。看着四个惊魂未定的孩子，在我的母亲和刘大婶的劝说下，他们悻悻而去。而且，从此再也未出现在这里。

　　我们的命运常常被莫名其妙的改变。文革的动荡，让这座小楼的两户人家，我们家和刘大叔一家相继离开，而婶的一家却没有动，一直到今日。她的二儿子，依然居住在那里。用他的话说，当年的日子衣不裹体，食不果腹，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那里。你能想象到，一碗稠稠的玉米粥上面撒一点盐，或者是滴上几滴酱油就是他们最好的吃法么？而兄妹几个常常为这样的饭而大打出手。先天心脏病的大哥，嘴唇发紫的看着他的兄弟妹妹们抢夺，泪流无语。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最小的妹妹，她已经作了矫正手术，走了几乎与常人无异。她漂亮的令人侧目。说起往事，她眼中擎泪，数度哽咽。不过，她很快就笑了：“哥，这一切都过去了，你看我都做妈妈了。”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开心。我心里有一种酸楚的感觉：小妹妹，我相信那一幕你不会忘，只不过你把它深埋了而已。

　　其实我最不能忘怀的是哪个心脏病而英年早逝的大哥。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在那个困顿的日子里，他坐在窗台上吹笛子，成为一个非常特异的风景。他的笛子吹得非常好，据说完全可以进专业文艺团体。但是，先天性心脏病和当时认定的不光彩出身，让他注定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文革后期，鉴于家庭生活的实在困难，高中毕业的大哥，分到了街道工厂，当了一名糊纸盒的工人，这工作一直干到他去世。我一直觉得，如果大哥小的时候能有一些营养，或者能跟上药物治疗，不会那么早就离去。

　　大哥的笛声在我的感觉里，依旧在小巷的上空飘荡，非常激越，非常明快，你根本听不出来那是一个心脏病患者。大哥的画也画得惟妙惟肖，尤其是画人，三两笔下去就给你一种非常传神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想，苍天其实一直试图制造一种残酷和不公平，比如对大哥，给他了才华，却不给他生命。

　　婶在文革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后来经过医治得以康复。

　　她的一生命运多舛，十分清苦，但是，对于她，她的儿女们也用了“看不懂”这几个字。这是她的二儿子亲口和我说的。或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老二成为这个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他也差一点成为危害邻舍的“祸害”。身材高大威猛的他，曾经一度成为这条小巷，令人色变的人物，用他的话说“打出来的。”他曾经因为过失伤人，而被劳动教养两年。但是，令人叹服的是，他两年教养期满后，走上了一条洗心革面的路，做过苦力，也开过出租车，当过倒爷，用他的话说，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如今，他经营着一个土石方的运输车队，生活的十分惬意。买了一套很宽敞的新房子，却依旧喜欢居住在老房子哪里，用他的话说“他习惯于小巷里的一切。”

　　婶的大女儿和我是同班同学，高度近视的她现在已经为人母。她是一个性格十分和善的人，说话从来不会高声。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她没有得到很好的眼睛矫治，现在依旧是高度近视，只不过已经戴上了一个很漂亮的眼镜。这让她看起来矜持和端庄。谈起往事，她总是说不完的感谢，感谢我们一家人，感谢刘大叔一家人。她告诉我，她现在信奉天主教，用她的话说，学会感恩，一个人的心灵会恬静而和美。这话很让我感动，我相信它发之肺腑，来自心底。

　　在多数时候，大多数的人，面对善恶的时候，会毫无疑问的选择善良，我相信这是一种本能的使然。但是，当一种引导，一种趋势让你选择恶的时候，我相信，更多人是一种盲动和盲从。我记得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段文字：“政治是永远为服从于需要而生，因此，政治的肮脏在于，它一方面冠冕堂皇的让你热血沸腾，一方面肮脏的让你呕吐。当你信仰纯真的为它卖命的时候，政客们正举着盛满鲜血的酒杯，弹冠相庆。”我承认，这是一段非常尖刻的文字，但是，我更承认，它十分生动形象。

　　这都是一些普通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故事，但是，我们无论何如也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小巷的沧桑风云，其实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缩影。它忠实的记录了一段你无法挥散的岁月，也忠实的记录了一段无法重来的人生。

　　我们从饥饿的时代走来，从动荡的时代走来。但是我们比自己的父母看起来更幸运一些，因为我们没受到那种暗无天日的黑暗，没遭受旧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2002年我出差去武汉，去过武汉的一个叫“吉庆街”的地方。那里餐饮遍地，那里食客如云，那里吵闹的让你无法有食欲。那里赫然的被人们称作“快乐的旧社会”。不断地有各种“艺人”出现在你的桌边，自报奋勇的要给你演奏，当然不会是白演。所以，你听着那种几乎与噪音无二的“音乐”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快感的。一个吹笛子的“艺人”自报奋勇的要给我们演奏一曲，我们实在推托不掉，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们演奏一曲《扬鞭催马运粮忙》。”我突然看到他愕然的目光。我笑了，这有些难为他了。其实，这是文革期间非常有名的一支笛子曲目而已。

　　确切地说，我认为文革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甚至影响了数代人的命运。我一直不能苟同它是一场“文化革命”。如果我们把革命简单的定义到这样的层面上，人类有关“革命”的含义需要认真地修正了。我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它是一场灾难，一场人为的灾难。这场灾难带给中国人心灵的创伤，和肉体的创伤是显而易见的，是难以平复的。

　　不是所有的灾难都不可规避的，尤其是人为制造的。我们没必要去抱怨，但是如果我们连起码的反思和自省都没有，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可怕的。耶稣有一句名言：“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事实上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不知道自己的愚蠢和盲从，不知道自己成为一种势力或者是一种运动的帮凶或者是看客。而我更惊讶的发现，所有的参与者，或者亲历者都会对这种往事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或者是“我无过，过在他人”的心态，而在我看来，这也是可怕的。今天我们身处的社会，有了足够的繁华，有了足够的物质，甚至有了足够的奢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文化速食者的心态去迎合这一切，我们永远跳不过自己的光影。所以，在更多的意义上，我们可能用一种漠然或者是淡忘，去对待身后的一切。

　　一九六八年，城市里武斗的枪声刺耳而恐怖。那一个早晨，我转业复员的大哥，带回家一支半自动步枪，我甚至能清晰地记得那橙黄色的枪托，那乌蓝的枪身。我父亲第一次雷霆之怒，他怒斥了大哥，让他必须把枪送回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看过大哥参与任何派别。他成了一个逍遥派。

　　一九七八年，我在单位的武装民兵射击比赛的时候，五发子弹打出了46环，曾经代表单位参加了所在市地的比武。我曾经在一个午后，用半自动步枪，打出了数百发子弹。但是，我依然对尖利而清脆的枪声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牧师朋友，我经常以为他说出来的话都带有一种教诲或者是箴言的味道，有一次他这样告诉我，所有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都无所谓善恶的，但是，随着时光的前进，他们必然要接触善恶，学会善恶。我相信这话和我们的《三字经》的开篇语“人之初，性本善”并无实质的差异。我一直认为，善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而是一种行为的界限，或许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界定这样的界限吧。

　　林丽走了，付军走了，楼上的大哥也走了，迟早我们都要走。但是，就像央视赈灾义演上那个从灾区来的，父母生死未卜的女孩，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好活。”

　　好活，多么简单而复杂的人生命题。

　　小巷口的夕阳，曾经是一道非常迷离的风景，如今，已经见不到了，因为它的周边已经盖起了高楼大厦，而且据说不久小巷这里也将被搬迁改造。所以，迟早有一天，小巷会消失，但是，垒在心中块垒的小巷，注定无法消失，那些人都鲜活的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

　　直到永远。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一
　　
                               木匠的一家人

　　我很想集中精力，把这个系列写完。因为记忆中有的片段，稍纵即失。

　　一九六七年的深秋这个城市发生了一起很有影响的事件，一个造反派的头头被打死。很多年来，我其实一直想揭开有关这个人死亡的谜点，我甚至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我非常失望，我什么也查不到。

　　这是一个据说曾经红透了一座城市的一个头目，他的知名度，他的“业绩”一度在坊间传的沸沸扬扬。有说他如何单枪匹马，深入对方据点救人的，也有说他如何在熊熊燃烧的饭店的七楼，只身背下了吓傻了的女“战友”的。但是，他所有的传奇，都抵不上他的死亡看起来更离奇，更像是一个轰动的事件。据说他是中枪而死，至于是谁打死了他，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按照双方的各自说法都在指责对方，也有人说他是饮弹自尽的。具体的事件真相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但是，多数人会记得倾城为他出殡的场面。

　　卡车车头上放悬挂着他的遗像，灵柩的两边是荷枪实弹的造反派。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萦绕了半座城市。一边是哀乐阵阵，一边是口诛笔伐对方的血债与残忍。我所以要写出这段往事，是因为给那个头目守灵的其中一个人，就住在我们的小巷。

　　我们姑且称他为鞠木匠吧，我隐去他的真实姓名，没有别的意思，也算是对所有当事人的尊重而已。

　　鞠木匠是小巷的另类，是小巷人们议论最多，却又无可奈何的人。他生得人高马大，一脸络腮胡，说话粗声大气，他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大儿子和我是同学。鞠木匠的特殊在于，我文革前就见识过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老婆从家里打到小巷，他的脸被他老婆抓得鲜血淋漓，而他却能用鞋底子义无反顾地抽打着那个有一只眼睛是玻璃花的婆娘。与是小巷上演了最吸引看客的一幕，夫妻双方扭打在一起，污言秽语此起彼伏。别看鞠木匠长的人高马大，但是，和他老婆的每一次战斗都会伤痕累累，如果战斗在最后，没有邻居们介入拉架劝解，他们夫妻无论如何都不会收手的。于是一般的场景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两个邻居，充当和事佬的身份，劝解以下。而且几乎成为规律，只要有人劝解，夫妻双方就会悻悻作罢。然后双方各自朝着对方的脸上狠啐一口，以泄最后的愤怒和不满。更令人惊异的是，不出半个小时，这对伤痕累累的夫妻就会出双成对的象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照样在人前打情骂俏，这种修复能力和宽容的心胸，几乎成为小巷的另类风景。

　　我没有丝毫瞧不起没文化的人的意思。但是，不读书的人，或者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行事的方式总是让我们感到惊讶而已。鞠木匠据说就是小学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凭着手艺吃饭，喝那么多墨水干啥？他在造船厂当木匠，说实话，据说手艺不错。因为我家中还曾经有过一个他做的折叠小木凳，做的非常耐看实用。

　　他的老婆为人我一直认为属于比较凶悍的那一类型的。为人十分泼辣，动辄就可以扯着嗓子在小巷里破口大骂的那种。说的尖刻一些，很有些母大虫的意思。鉴于这对夫妻的泼辣指数比较高，小巷的人们对这一家人一般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

　　不知道是不是父母的遗传，他们的三个孩子除了女儿太小看不出来外，两个儿子都是让我们这些同龄人十分寒噤的人物。老大为人尚好一点，老二一旦驴起来十分骇人。楼上刘大叔家的二哥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招惹了他，他居然跑回家提着他爹的木匠斧子出来，追打刘二哥，刘二哥落荒而去，他看追不上了，愤怒至极，举起斧子砍向小巷的路灯线杆，愣是将黑漆色的线杆砍的露出白茬。如果不是被大人们厉声喝止，我怀疑这家伙会不会砍倒那根线杆。鉴于斯，在多数时候，小巷的人们对这一家人基本采取远离。

　　很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和鞠木匠家的大儿子，我的同学邂逅于一次他人的婚宴上，他的风度，他的文雅，他的谈吐让我吃惊。时间算是造化人的最好利器吧？你选择什么完全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标准却是确定了的。谈起往事，我们都无限唏嘘，他告诉我，他的弟弟文革后期也没读什么书，在社会上和一些闲杂人员交往，充当人家的“保镖和打手”，终因东窗事发，进到铁窗里六年。而他则在下乡的青年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所财经院校，毕业后，进了一家企业做财务工作，经过数年的打拼，已经升任为财务总监。

　　文革开始后，鞠木匠是这条小巷最早的“造反派革命者”。那个清晨，我看到他身穿一套不太合体的黄军装，腰间扎着一根腰带，左臂上威风凛凛的戴着一个红袖箍，上面是黄色的烫金的大字。他站在小巷口，振臂高呼，“打倒封资修，打倒当权派。”于是我十分诧异的看到每每和他打作一团的夫人，居然破天荒地站在了他的身边，夫唱妇随，跟随着鞠木匠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喊着，神色虔诚而庄重。

　　很多年后，我在大学主修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时候，重读《阿Q正传》当读到阿Q兴奋的在未庄奔跑，扯着尖细的嗓子高喊“革命”的时候，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了鞠木匠站在小巷口的那个场景，真的有几分像似。只不过阿Q最后革掉了自己的小命，成为钱太爷，赵举人等人的玩物而已。

　　所有的革命者都需要无私。我记不得这是从哪里看来的话。因为鞠木匠的“革命”确实带有震撼性。他从自己家中拖出来一口漆红的棺木，那是给他的老爹准备的。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鞠木匠手举利斧，宛如李逵，将这口棺材劈的七零八落。而他的老爹也因此口吐鲜血，终于不治。在革命者的儿子面前，老子终于没有躺进那口棺材。而被草草的拉走，草草的掩埋。果真无私才能无畏，鞠木匠的这一手，足以震撼小巷，让所有的人“景仰”。

　　鞠木匠显然怀有更崇高的革命理想，他的手里始终不离的时最新版的“红宝书”，尽管那其中绝大多数的字都看着他陌生，这丝毫不能影响他的革命情绪。于是，每当最新的最高指示发布后，他总是会第一时间学会背诵，并且用他十足的底气，从小巷的东头背诵到西头。大家都比较佩服的是，他很少有读错或者背不出来的时候。每当说起这样的话题，邻居们无不交口赞叹“别看人家没多少文化，但是人家下功夫。”

　　下“功夫”的鞠木匠，后来的日子就不仅仅是“功夫”了，而是威风。因为突然有一天我们看到，他身上交叉背着两支盒子炮。那年月，人们弄支枪在身上不稀罕，但是，背上两支驳壳枪的人，看起来一定有来头。后来我们知道，他已经成为后来那个枪下之鬼的贴身保镖。小巷里的人们私下嘀咕：“也不会武功，当啥保镖啊。”马上就有人出来反驳“要什么武功，盒子炮比武功厉害多少？”于是人们立马噤声。

　　后来可能是服伺上司的任务太重了，鞠木匠很少出现在小巷里了。剩下的只是他的婆娘每天按时出来“新闻发布”一般的讲解她男人的去向。当然，偶尔一辆敞篷的军用吉普车开进小巷，鞠木匠会威风凛凛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两支盒子炮看起来为他平添了几分孔武。这时候的鞠木匠已经不再背诵最高指示了，他沉着面孔，倒背着双手，或者是双手叉腰，在小巷里有些不耐烦地巡视一个来回，当然偶尔他也会高声呵斥小巷的“地富反坏右”“你给我老实点”。

　　从鞠木匠高举造反大旗以后，他的家里出现了少有的安定团结。他那凶悍不让须眉的老婆，对他变的毕恭毕敬，谦卑有加。用她自己的话说“俺男人是做大事的人。”所以，鞠木匠的脸上从此消失了寻常可见的伤痕，所以，我以为他们夫妇一定感谢文化大革命，让他们有了夫唱妇随，举案齐眉的味道。

　　那个寒冷的深秋，小巷的路面上，洒满了风儿带来的落叶。突然从鞠木匠家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哭声让小巷的人瞠目。听得出是鞠木匠在嚎啕大哭。必须承认，他爹咽气的时候他绝对没这么哭过。邻居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站在他家门前观望。须臾，鞠木匠带着一脸的泪花和肃穆，坐着前来接他的敞篷军用吉普车，绝尘而去。他的夫人照例出现作新闻发布“老鞠他们的总司令死了”。这婆娘哭得梨花带雨，一塌糊涂。写到这里我必须声明，你可以谴责我的不当用词，但你不要怀疑我所说的一切的真实。

　　后面的故事我在文前已经有所交待，不再赘述。但是，鞠木匠的故事没有结束。文革后期，清算三种人，鞠木匠当仁不让的被列入清理对象，于是拿惯了斧头，刨子的手，几年的小学文化的鞠木匠，开始一遍遍写经过，作检讨。当组织上追查他身上的两支盒子炮的时候，他对组织实话实说：“哪有什么盒子枪啊，那是我自己用木头刻的。”专案人员反复调查，人们几乎共同一致的认为：老鞠从背上那个盒子炮也没见他拿出来过。所以是假的无疑。但是，问题是鞠木匠在文革后期将这两支假盒子炮焚烧的毫无踪迹，也让这件事成为一个悬案。事实上小巷的人们几乎共同一致的观点是，鞠木匠也就是一狐假虎威的主儿，他根本就没做过什么坏事，最多是朝着地富反坏右喊几嗓子而已，根本就没大打出手。所以，追来查去，除了能证明他给那个死鬼当过保镖，背着一对自制的木头盒子枪之外，没有任何劣迹可以清算。再说，老鞠木匠始终就是一个工人，所以，没给任何处分，只是训诫了一番而已。

　　2003年，我造访小巷。坐在邻居大妈的家里，她告诉我鞠木匠后来的一些故事。后来鞠木匠一段时间据说非常抑郁，经常和邻居们探讨这样的话题“听毛主席的话错了么？”。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人愿意去探讨这样的话题。

　　我知道的一个事实是，鞠木匠后来重修老爹的坟墓，他跪在老爹的坟前，放声大哭，还抽了自己几个嘴巴，祈求老爹的原谅。后来是，鞠木匠和老婆之间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吵闹对骂，但是没有了厮打。据说是鞠木匠最常用的口头禅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鞠木匠卒于2001年，过世前因抑郁引起老年痴呆，走失不知归路，死于郊外的一条公路的排水沟里，被人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死亡的第三天。鞠夫人依然健在，据说是给几个孩子照顾下一代，也算是含饴弄孙了。

　　你知道我写下这段往事的心情么？我怎么也拂不去鞠木匠一家在我脑海里的影子。这样的往事，今天听来多么匪夷所思，多么离奇而荒唐，但是，这一切就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曾经的一段岁月，一段时光。

　　我看到有朋友给我留言，大意是我评述性的文字太多了。确实是这样，我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总觉得有些话要说，不说出来就有一种郁闷的感觉。我坚信，鞠木匠这样的人，绝非个案，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比这个更荒唐，更滑稽的事情照样多得是。

　　那是一个注定要让人们的脑袋失去自我，失去思维的年代。人们更多的像一个个牵线的木偶，被那些牵线所操纵，所控制。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眼前晃动的就是鞠木匠那老年抑郁的眼神，以及他离不开的话题：听毛主席的话错了么？

　　如果是错了，那么它错在哪里，为什么而错？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在公园里看过一场挂盘象棋赛，大大的象棋盘，两个对弈者，在小棋盘上对弈，每走出一步，工作人员便如法炮制的在大棋盘上移动大的棋子。偶尔错了，会被下棋的人所呵斥：“车二平三”，你走的不对。

　　人生不是行棋，错了可以悔掉重来，人生的棋子落子无悔，就一次机会，你想重来你一定要付出代价。宽且就算你能重来，那一切也毕竟是物是人非，时空转换。

　　我想象的出，抑郁和痴呆的鞠木匠，最后的人生终点是多么凄凉而无奈。他活在她自己的世界，他走不出自己的影子和过去，所以他注定成为那个时代最无可奈何的句号，所以，他的人生用这样的方式落幕。

　　就像即便你今天站在小巷口也看不见阳光一样，因为它早已经被高楼大厦所遮挡。或许你仔细听还会依稀听到鞠木匠亮着嗓子喊出的“你给我老实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回声啊？！

邱天

应该说，我已经喜欢上这个系列了，这些写实的文章，那么真实可信，让我很感动。我应该为这加上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