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女不知亡国恨 南朝陈后主陈叔宝有一首《玉树后庭花》,其诗辞藻华丽,意境高远,不失为古典诗歌中的佳作。所以一经问世,便立刻传唱开来,成为秦楼楚馆的保留曲目。然而,后来陈亡于隋,这首诗也跟着倒了霉,因其中有“花开花落不长久,明日落红归寂中”之句,被视为“亡国之音”。杜牧有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王安石有词:“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因其诗其词,便给那些歌妓们定下了对于亡国无知无情,甚至没心没肺的基调。 然而无知无情的仅仅是那些可怜的歌妓们吗?试看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新皇“受禅”之时,跑得最欢的无非是那些士大夫们,无论其人学问有多高,也无论其人品行有多洁,在向新主子献媚这一问题上,都基本一般无二。比如因“割席断交”而闻名天下的华歆,不但满腹经纶,而且品德高尚。与另外两位魏初的元勋王朗、钟繇一样,在曹丕篡汉时,在为新主子忙前忙后时,并不见其有多少“恨”意。 最典型的还有那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蔡邕,董卓初进京时还绷着脸不肯迎逢,然而一经恫吓,便立马乖乖出来做官。更可笑的是,他竟因此视董卓为“知己”,在董卓死后举国欢庆的之时不合时宜地抚尸痛哭。彼时的蔡邕,似乎早已把什么“亡国之恨”丢到了九霄云外,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董事长卓的“知遇之恩”了,甚至不惜玩起“士为知己者死”那一套把戏。 其实,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真实嘴脸。什么忠孝节义,什么仁义礼智,都是骗人的鬼话,追求个人的名利才是根本的目的。当然,为此,还有一个说辞,叫“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择的什么木?择的什么主?还不就是有奶就是娘嘛!如果非要给这一选择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不妨说成“为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那么,将这一理由加在那些歌妓身上,又有何不可?对于那些士大夫而言,其“人生的价值最大化”不过是“修齐治平”;而对于那些歌妓而言,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则是用自己的声色娱乐他人,或者说“给观众带来最大的艺术享受”。两者之间,“只有革命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何以厚此薄彼? 事实上,“不知亡国恨”的又岂止那些歌女?又岂止那些士子?甚至连一些本该视贞洁为生命的贵妇也不例外。比如曹操父子,每攻下一地,便都会把别人的老婆据为己有,那些女人并没有谁拼死抵抗。比如董卓入长安宫中淫乱,并不见有几人以身殉国。而那位著名的“洛神”甄氏,甚至在成为曹丕妻子后又与小叔子曹植演绎出一段风流佳话。都到这时候了还有这份心思,可见对于家国之“亡”,并没有多少“恨”意。 对于普通百姓,什么“亡国恨”乃至“建国喜”更与他们无关。史书中经常记录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可见那些百姓们对于故国的灭亡并没有觉得怎样可“恨”。如果故国统治者施的是暴政,甚至还会生出“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式的诅咒,巴不得早点儿亡国呢! 如此不难发现,那些大肆感叹“亡国恨”者,大抵不过是在新国新政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压迫、被迫害的群体而已。因为芸芸众生之中,如方孝孺那种宁愿以身殉国、以身殉主,喊出“纵夷十族又何妨”的缺心眼儿者毕竟是少数。而希望在新朝被重视、被重用,希望得到“良主”的“知遇”如蔡邕之流者才是其中的绝大多数,这也是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 纵观历史,最为痛惜亡国之恨的顶数东晋、唐末、南宋、南明数朝,而将“此恨”喊得最响的,则基本是失去既得利益的权贵、士族阶层。这种心理,与民国时前清遗老的喟叹一般无二。不难想像,如果给那些亲王、贝勒们每人封一个官职,叫他们改头换面之后照样可以提笼架鸟、耀武扬威,如《阿Q正传》中说的,“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县长”,他们照样会把什么“亡国恨”彻底丢到脑后,转过来极力鼓吹新政权赞美新社会的。至于那位蜀后主刘禅,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但真正属于他的不过只是皇宫中的声色犬马。而被俘之后封为“安乐公”,仍然有宴饮,有侍从,甚至连蜀地歌舞都欣赏得到,与在故国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也难怪他不但没有一点儿“亡国恨”,反倒觉得“此间乐,不思蜀”了。 商女为什么“不知亡国恨”,因为这个国,本来就不属于商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亡”了,自然不会心疼。可以想像,如果属于她们的赖以谋生的“色艺”出了问题,比如不小心破了相,或是坏了嗓子,那她们不但会“知恨”,甚至还“恨欲狂,长刀所向”的。 历史上,所谓的“亡国恨”除了在一些士大夫身上表现得明显外,最严重的则只有那些亡国之君。因为“朕即国家”,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一旦归为臣虏”,所有的这一切转瞬之间都没有了,如此“国仇家恨”,想要“不知”,想要不痛都难。可悲的却是,明明心里是“恨”,却连“恨意”都不敢表现,只好转着弯地说自己犯了“愁”。李煜词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如此由“恨”转成的“愁”,又怎能不如“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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