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旧书报时所想到的……

玉德

原帖由 lqm407 于 2009-4-29 08:21 发表

我在文章中说到“《九评》之类的文章”，当然不是特指《九评》，而还有其它文章。我文章的举例有《九评》中的言辞，也有其 ...

    看到了“之类”二字，不过我个人以为，凡是可以归为一类的，一要观点相近，二要时间相近。“《九评》之类的文章”，其界定更明确。遗憾此时，还没有“三个世界”理论提出，更不可有“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头”说法，不管《九评》之类哪篇文章。是有一问。
    对历史的不严肃叙述，直接导致了对历史的不严肃评价。
    评论《九评》之类，评论《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至少应该看过那九篇文章和两本书，不知先生看过没有？

    还有对“传单与大字报”的评价，先生说“传单与大字报也是左倾政治所生的政治怪胎。那些东西没有理论性，没有人性，蛮不讲理，除了辱骂就是棍子、帽子”。这种评价公允吗？大字种只是一种工具，各种观点都有，以76年天安门事件为例，其观点就和67年大不相同，怎能一概而论？大字报和今天的互联网一样，左中右观点都有。某种程度上说：大字报是文革时期互联网，互相网是今天时代的大字报。

    “邓小平许多年前就说过：要重点反左防左。”邓小平已死过多少年，也应该走下神坛，一句具体的话不应该束缚住我们的思想。现在的重点是反左防左还是反右防右？从党中央最近一再强调坚持中国的政治制度反对照搬西方那一套、从上访事件不断发生大学教授说老上访者99％有精神病、从有人反对马克思劳功价值论、从有人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危害而鼓吹资本主义的美妙、从失业不断下岗不断腐败不断危机不断、从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等中，我们不能体会出一二吗？

海凹

貌似反叛、自由，其实很软弱，躺在自家热炕旮旯里可以痴心妄想，但让屋外的人听听就太可笑。发龙宫也有九评，江天的两个老板不妨去认真学习、拜读，这样，反毛反党的功力会增长的快一些，继续拉出一个已经进入垃圾桶得人的腐臭观点说事，听的人毛发倒竖。

中共原本就是一个左派的党，他把反左当成主要任务，可见其蜕变到那个方向去了。这是三岁小孩都懂得道理。

记住，人说话做事不能过头。

lqm407

原帖由 玉德 于 2009-4-29 23:18 发表




    看到了“之类”二字，不过我个人以为，凡是可以归为一类的，一要观点相近，二要时间相近。“《九评》之类的文章”，其界定更明确。遗憾此时，还没有“三个世界”理论提出，更不可有“中国要当‘第三世界 ...

　  谢谢玉德先生的认真跟帖。但你认为那样，我认为这样，咱们可以各说各的。
我藏书的归类，自然有我自己的归类方法，不一定按照你“个人认为”的那样去做。“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头”是七十年代初的说法，这与《九评》之类的文章出笼不到十年的时间。而且，那些年与“修正主义”的论战一直是连续着的，愈演愈烈，论战文章多得车载斗量，我为什么不能将它们归类于一起呢？我文章中哪里说过“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头”的话来自《九评》中的某篇文章？我没说过，你也不要硬安插了。
可以告诉先生：《九评》我看过，而且系统地学习过。《中国可以说不》也看过，《中国不高兴》看过大概内容，觉得其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思想一脉相承，不屑细读它。
至于传单与大字报。除了那“引蛇出洞”时期的大字报外，其它政治运动中的传单与大字报之类的东西绝大多数（我用这个词是防备细心的你又说当时也有着“反革命”的大字报之类的话）是极左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政治观点的争鸣，而是在一种观念指导下的鼓噪。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大字报表现出的不是民主，而是一种特殊的专制。当时的大字报上绝对不允许出现与当时政治走向不同的政治观点，出现的就要按“反革命”等事件处理。
说“某种程度上说：大字报是文革时期互联网，互相网是今天时代的大字报”，那是一种不知道当时情况的主观臆想。这不细说，知道一点历史知识就行了。
另外，我说的都是前三十年的事情，请不要将什么“76年天安门事件”拉扯到一起来。（说到“前三十年”，也请不要将“西单民主墙”大字报的事拉出来作为批驳的材料。）　　
对当前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都是焦心如焚的。我们盼望能够用民主与法制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不应该重新捡起三十年前的那一套政治制度来治理国家。民主与法制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说民主与法制就说是“照搬西方那一套”呢？难道民主与法制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吗？这种思维真令人大惑不解。

如果又来左倾那一套，我们的祖国又会陷入苦难的深渊……
什么时候，我们思想才能成熟起来呢……

lqm407

原帖由 海凹 于 2009-4-30 09:01 发表
貌似反叛、自由，其实很软弱，躺在自家热炕旮旯里可以痴心妄想，但让屋外的人听听就太可笑。发龙宫也有九评，江天的两个老板不妨去认真学习、拜读，这样，反毛反党的功力会增长的快一些，继续拉出一个已经进入垃圾桶 ...

  　　我认为海凹先生还是具体说事好。只言半语的挖苦讽刺不是讨论的好态度。你我不是敌人，何必这样呢？

海凹

民主法治已经 搞了30年 ，已经这样了，还迷信民主法制？更何况过去 也是讲民主讲法制的。

天下没有好制度。只希望有个好人来当政就够了。


只言半语的反对意见就已经很不满啦，再多了还不专政了。

微风轻拂

原帖由 海凹 于 2009-4-30 09:01 发表
貌似反叛、自由，其实很软弱，躺在自家热炕旮旯里可以痴心妄想，但让屋外的人听听就太可笑。发龙宫也有九评，江天的两个老板不妨去认真学习、拜读，这样，反毛反党的功力会增长的快一些，继续拉出一个已经进入垃圾桶 ...

观点不同，完全可以求同存异。法制社会已经不兴上纲上线戴帽子和东风压倒西风那套了。

[ 本帖最后由 微风轻拂 于 2009-4-30 11:40 编辑 ]

海凹

原帖由 微风轻拂 于 2009-4-30 11:38 发表



观点不同，完全可以求同存异。法制社会已经不兴上纲上线戴帽子和东风压倒西风那套了。

你爱兴什么是你的事，不要拿出来吓人。

杨盈川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包括对文革进行最真诚的反思的人，都是在反思别人的文革，而不是自己的文革，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批判、否定、鞭笞，审判别人的灵魂，而对我们自己和作为一个类的民族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和灵魂状态缺乏冷静观察和反省——这恰恰是一种文革式的反思方式，也是我们在文革中见到的、最典型的“革命”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但其实，这不是中国人真实的思想状况和历史现实。中国人是喜欢走极端的，推倒重来是中国几千年以来不断演绎的历史剧目。我们的历史在暴力革命的因果轮回中打转，至今没有多少进化。这主要归因于我们缺乏一种正确的反思方式：总是置身事外，把错误归于别人，而自己对历史的责任却推卸得干干净净。因此，每一次民族灾难之后，我们都没有把自己推上审判台进行严厉拷问——我们躲过了为自己的罪责承担后果的惩罚，同时也就失去了清洗自己灵魂的机会。
　　有一个学者在研究五四期间的反传统运动时指出，那些反传统的先驱，正是以传统的方式反传统，因此，五四运动在启蒙方面没有多少成果。如果我们仍然以文革的方式反思文革，我们可能又要轮回到一百年前的那个蒙昧时代——这难道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宿命！

微风轻拂

朋友这话看似有理，实质不通。历史的错误和今人有什么关系？文革的时候，很多70后、80后都还没出生，难道让他们也反思自己对文革的责任？

反思历史就是记住历史的教训，斯皮尔伯格有很多电影都是反思二战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那么让他电影中怎么反思，除了反思希特勒的暴行，还要反思犹太人自己的过错？反思犹太人曾经对耶稣的迫害？这种逻辑根本就无法成立。

再比如南非种族主义隔离政策，你让南非黑人怎么反思这样的错误？各打50大板？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和被隔离的黑人都有责任？

什么叫真正的反思？所谓反思绝不是和稀泥的三七开功过论，应该用就事论事的辩证观来分析历史错误。谁应该承担文革的主要错误，谁应该承担文革的次要错误？怎样避免文革错误重演？这才是真正的反思。

如果用朋友这样的反思论是不是可以推导出这样的例子：因为某某百姓顶撞了县长，县长就扇了百姓一耳光，那么经过反思得出结论：首先是这个百姓嘴巴不好，其次是县长的手不听使唤，最后结论是县长是用手为百姓按摩？呵呵！

当然你说的中国人骨子里缺乏中庸，我很认同，特别是互相争斗的时候是很不中庸的。


时代不同了，21世纪的中国人正在学会反思，随着社会言论的相对自由，国家门户的改革开放，当前的舆论已经在向百花齐放的格局前进。

和54运动相比，54时期更多的是拿来主义和否定传统，但是今日之中国反思已经进入一种各种观点并存的多元化时期，这是好事。有否定传统的，也有认可传统的，也有两者兼有的。看看人民代表大会的提案，就可以看出言论已经越来越自由并多元化。

[ 本帖最后由 微风轻拂 于 2009-4-30 21:40 编辑 ]

杨盈川

原帖由 微风轻拂 于 2009-4-30 20:56 发表
朋友这话看似有理，实质不通。历史的错误和今人有什么关系？文革的时候，很多70后、80后都还没出生，难道让他们也反思自己对文革的责任？

　　朋友说的好！我终于明白了：南京大屠杀时候，现在的很多日本人都还没出生，难道让他们也反思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怪不得日本在对待战争罪行方面表现出了举世无双的“坚韧不拔”，无论罪行多么确凿，无论邻国有多么不满，无论民间有怎样的压力，就是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作，舍了政治大国形象不要，舍了地区经济共同体不建，也绝不认错，绝不妥协。所以就有了让邻国不齿的“历史教科书修订”，有了我行我素地“拜鬼”行径，有了军事野心的不断膨胀。）   
　　
　　勃兰特1913年12月18日生于德国北部的海港城市吕贝克。他是一位19岁售货员的私生子，因而他只能姓母亲的姓，取名为赫伯特·弗拉姆。赫伯特16岁加入社会民主党。1931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出任该党吕贝克党组织主席。希特勒上台后，残害一切进步人士，他被迫转入地下工作。为了免遭逮捕，他改用维利·勃兰特的名字(这一名字一直沿用到他逝世)，乘坐游艇偷渡到丹麦，开始了长达12年的流亡生活。
　　很快他又从丹麦转到了挪威，在异国他乡坚持反法西斯斗争。1937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在马德里保卫战中采访报道。1940年德国入侵挪威，勃兰特又辗转逃亡到瑞典并入了瑞典籍。在瑞典，他成了一名记者，积极报道了德国对挪威的入侵。
　　1957年10月3日，勃兰特恢复德国国籍后被选为西柏林市市长。他以自己杰出的才干和出色的政绩赢得了众多的赞誉，被人称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市长”。1958年勃兰特当选西柏林社会民主党主席。
　　1966年12月，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长。1969年大选后，勃兰特一举登上总理宝座。
　　1970年3月勃兰特访问了民主德国，之后签订了两国关系基础条约。此后他又访问了苏联、波兰、捷克，先后与这些国家签订了包括放弃使用武力、承认战后边界和领土现状、促进相互关系正常化等内容的条约，统称《东方条约》。从此，西德和苏联以及其它东欧国家的关系大大改善。
　　1970年12月7日，在缔结苏德条约3个月后，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签署了波德条约。在签字之前，二战反纳粹英勇斗士勃兰特还到华沙无名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并在华沙犹太区，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为1942年被希特勒残杀的50万犹太人下跪致哀，“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面对受害犹太人石碑，我不能仅仅面无表情地献上一个花圈就完事……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能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这个简单动人的赎罪姿势和真诚的波德条约不仅化解了这两个相邻民族的宿怨，更使全世界人民产生了对勃兰特本人和全体德国人民的深深敬意，说“一跪泯恩仇”并不为过。
　　而对于德国这个有着深厚思想内涵的民族来说，仅仅道歉还不够，还需要全社会的深刻反思。为了避免后人重蹈覆辙，德国政府特别注意到了要“从娃娃抓起”，把战争反思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1977年，当时的联邦德国谢尔总统明确表示，德国政府反对掩饰甚至美化第三帝国历史，希望各学校在教材中增加有关揭露纳粹罪恶的内容。次年，西德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为保护青年人免受美化纳粹言论的毒害，学校应把培养学生的政治判断力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学校教育中应该积极抵制对“第三帝国”及其代表人物所犯罪行的掩饰甚至赞扬。   
　　此外，一些德国思想家和作家还大量地著书立说，全方位揭露纳粹的罪恶，反思这个伟大民族所犯的错误，而德国的影视工作者更是制作出大量的影视作品，进行全民族的赎罪教育。
　　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错误与勃兰特有什么关系嘛，他是反纳粹斗士更不是希特勒，却反思甚至下跪，真的是“很傻很天真”！
　　谢谢朋友指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 本帖最后由 杨盈川 于 2009-5-1 00:13 编辑 ]

杨盈川

原帖由 微风轻拂 于 2009-4-30 20:56 发表
朋友这话看似有理，实质不通。历史的错误和今人有什么关系？文革的时候，很多70后、80后都还没出生，难道让他们也反思自己对文革的责任？

反思历史就是记住历史的教训，斯皮尔伯格有很多电影都是反思二战纳粹屠杀 ...

　　

　　“反思"一词，据说首次出现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而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个词却具有特定的意义，即对文革、十七年以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比如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哲学思考的介入。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悲剧，对于酿成悲剧的原因，有人将之归结为制度，有人将之归结为人性，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缺乏应有的反思，以致于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无数次而不觉。
　　文革中的各类惨剧、闹剧都可以从中国的二十五史中找到原形。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敢反思自己的历史，只用所谓的文明史、光辉史来哺育我们的下一代，文明与光辉史除了换回一丁点可怜的意淫外，无一益处。对历史的无知必然导致对文革的片面认识，以为文革只是偶然而发，其实，读读我们真正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一切皆为命定，一切皆为必然，反思文革可以推迟文革再次发生的时间，如果不真正的反思我们的历史，文革武革的悲剧就会无休止的轮番上演，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中国的人性还是原来的人性，中国的所谓现代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而已，依目前的情况看，我找不出悲剧不再上演的理由。反思文革应从反思历史开始，历史已经过去了千百年，不存在禁区，如果连历史都不能反思，那么反思文革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本帖最后由 杨盈川 于 2009-5-1 00:11 编辑 ]

微风轻拂

承认文革是错误的，如果有这种前提，那么关于反思的争论已不存在。问题是很多借对文革反思的口号来行为文革叫好。这样的诡辩性的反思才是应该拒绝的。

对日本二战犯下的暴行需要反思的恰恰不仅仅是日本人，更包括现今的中国人，乃至美国人和世界各国人。
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激进民族主义，这种激进民族主义很可能酿成类似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印尼排华的暴行便是如此。

杨盈川

原帖由 微风轻拂 于 2009-5-1 10:51 发表
承认文革是错误的，如果有这种前提，那么关于反思的争论已不存在。问题是很多借对文革反思的口号来行为文革叫好。这样的诡辩性的反思才是应该拒绝的。

对日本二战犯下的暴行需要反思的恰恰不仅仅是日本人，更包括 ...

　　什么是诡辩？所谓诡辩就是有意地把真理说成是错误，把错误说成是真理地狡辩。用一句简单明了的话来说，就是有意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玩弄诡辩术的人，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能言善辩，道理很多。他们在写文章或讲话的时候往往滔滔不绝，振振有词。他们每论证一个问题，也总是可以拿出许多“根据”和“理由”来。但是，这些根据和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他们只不过是主观主义地玩弄一些概念，搞些虚假或片面论据，做些歪曲地论证，目的是为自己荒谬的理论和行为做辩护。


　　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可以说是第一个对诡辩论做系统批判的哲学家。他曾经指出：“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得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黑格尔的这段话，揭露了诡辩论有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特点。


　　诡辩论本身是一种方法论。更确切地说，诡辩论是一种论证方法，它的根本特点是一种歪曲的论证。诡辩既不同于一般的武断，也不同于谣言。武断，是根本没有理由，人们一看就看得出它是强词夺理；谣言，它纯粹是无中生有，人们一听就能听出它是居心险恶。但诡辩在论证其道理时，总是要拿出一大堆得“根据”，所以，在表面上，它很能迷惑一部分人。


　　诡辩同一般的谬误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在于：谬误是无意的，而诡辩是有意的。在世界上谁会有意地要把真理说成谬误，而把谬误说成真理？这就是那些手上没有真理的人。我国有句古老的俗语，叫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手里没有真理的人，他们的周围也就没有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得施展种种诡辩手法，玩弄歪曲真理与掩盖真理得种种骗人的把戏，为某种言行强行辩解。


　　诡辩具有以下特征：


　　①外表上、形式上好像是运用正确的推理手段，实际上违反逻辑规律，做出似是而非的推论。


　　②无理狡辩。

　　主要的诡辩手法：
　　（1）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在论证过程中，诡辩者故意违反论题要明确的原则，论点含混暧昧，似是而非，企图在不同的情况下作不同的解释，为自己的某种目的辩护。


　　凡算命、相面、占卜之徒，他们骗人索财的一个法宝，就是竭力说含糊之词，双关之语，两面堵，四面围，正说也行，反说也通，随机应变，反正让你相信他的话灵验。这是地地道道的诡辩术。


　　（2）偷换概念、偷换论题是搞诡辩的人最常用的一种诡辩术。诡辩者偷换概念的主要手法有：1，偷偷改变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之变成另外一个概念。2，利用多义词混淆不同的概念。3，抓住概念之间的某种联系和表明相似之点，抹煞不同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4，混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集合概念反映的是一类事物的整体属性，而非集合概念所反映的是组成一事物类的每个分子的属性。5，偷换论题。在论证过程中故意违反论题要明确、要同一的规则，偷偷地转移论题。偷换论题和偷换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偷换论题常常表现为偷换论题中的某些重要概念。


　　（3）虚假论据。是指故意违反论据要真实的规则，用编造的例证和错误的原理作为论据，去论证错误的论题。


　　（4）循环论证。论题的真实性是要靠论据来证明的，而论据的真实性又要靠论题去证明，就是循环论证。


　　（5）以人为据。是指在论证中，把对某人的品质的评价移到对某人提出的论断的评价上去。换言之，用对某人品质的评价代替对论题的论证。


　　（6）诉诸权威。在指对论题不作任何论证，只是拿出权威的只言片语吓人，骗人。换句话说，是用权威人士的个别言论代替对论题的逻辑论证。诉诸权威，是“以人为据”的一种特殊表现。


　　（7）人身攻击。是指用攻击、谩骂论敌代替对具体论题的论证。这也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作风。


　　（8）机械类比。是指故意把两个性质根本不同，或只具有某种表面相同（或相似）的对象拿来作类比，由其中一个对象具有某种性质，推出另一对象也具有某种性质的论证的手法。用这种机械类比得到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9）以偏概全。是指故意用片面的、不充足的根据冒充全面的，充足的论据去进行论证，以个别情况片面概括为一般。

　　呵呵……相信人们会判断什么是“诡辩了”！

武俊岭

民主、法治在中国任重而道远！
法律虽然很多了，但执法不严现象太严重。民主，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的设置。这都是看得见的。
民主、法治都是好东西，奈何现在行不通。

玉德

原帖由 lqm407 于 2009-4-30 09:19 发表


我藏书的归类，自然有我自己的归类方法，不一定按照你“个人认为”的那样去做。“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头”是七十年代初的说法，这与《九评》之类的文章出笼不到十年的时间。而且，那些年与“修正主义”的论战一直是连续着的，愈演愈烈，论战文章多得车载斗量，我为什么不能将它们归类于一起呢？我文章中哪里说过“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头”的话来自《九评》中的某篇文章？我没说过，你也不要硬安插了。 ...

    你说是它就是不是也是。
    把“七十年代初的说法”归类到60年代文章里，那是你的自由，即使50年以后的文章的不正确说法都归咎于《九评》，也是你的权利，今后这个问题上不与你辩。
    不过，你说这句话“我文章中哪里说过“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头”的话来自《九评》中的某篇文章？我没说过，你也不要硬安插了”需要说明。
    首先，我不知道你“藏书的归类”也是你对文章的分类。其次，那时候你还没有对你的归类法作出说明；第三，“那几篇文章”几个字，范围很小。当然，又可能是我理解错了，这里的几篇或许是几十篇几百篇几千篇……

    在人家的授意下，陈伯达、康生之流“理论家”写出了《九评》之类的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载，全国人民学习。那几篇文章的观点左得出奇，比现在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及“乌有之乡”的文章“革命”多了，尖锐犀利多了。文章大肆叫嚣要彻底批判“帝修反”，要掀起“世界革命”，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头，领导“亚非拉人民”打出个“红彤彤”的世界……当然，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全是一些人“左倾幼稚病”发作时的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