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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格”“反常”或属创新一法 ——学习苏轼诗词的点滴体会 文/贺中轩 毛泽东说“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致陈毅》),这无疑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写诗填词,应严守格律。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读苏轼诗词,又让人觉得,“破格”“反常”或属创新一法。 一、以文入诗,趣味横溢 “以文入诗”即以“议论”或“尚理”等散文手法,纳入诗词创作。正是苏轼在总体写法上的大“破格”,才使其诗词,趣味横溢!例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几乎句句议论。只是议论中不离形象,或隐含形象。其妙,更在末联而具哲趣:一个人如果只局限于自我的狭小范围,不能从各个角度统观全局,缺乏高瞻远瞩的胸怀和眼光,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探索到它的奥秘。此诗妙处是,在形象的议论中,揭示出带有哲理性的真谛,这是一般人心中有而口不能说出的东西。全诗给我们写诗的启示是,诗发议论可以,但要议中有形象,议中蕴含哲理,否则就不是诗或不是好诗了。 苏轼曾有书信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为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转引自《历代诗话论作家》第706页)这里,苏轼明白地说,他是借作文之法来写诗的。一般来说,口语俗词属于“散文语”而不是“诗语”,然而苏轼却偏偏将口语入诗。例如《五禽言》中有一首诗,用上“脱破袴”、“脱袴”二词语(“袴”同“裤”),便是俗之又俗之语。全诗为“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穀儿,劝我脱破袴。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诗写农民被逼交租,受到残酷鞭打:“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瘢,是伤痕。农民交不起租,被打得两腿都是伤痕,过河时,伤痕映在水里——不用“脱破袴”等俗词,不“脱袴”能“照见催租瘢”,揭露地主剥削之残酷么?噫,有这“脱破袴”几句诗,抵得上杜甫一首《石壕吏》、白居易一首《卖炭翁》呵! 正是苏轼“以文入诗”,运用口语俗语,时或议论,随意挥写,自由奔放,富有趣味,才写出这绝妙超常的好作品。 二、破律恣肆,雄豪出世 在苏轼创造“豪放”风格词之前,词是只有“婉约”派一家的。所以,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以为苏轼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几乎全盘否定之。据说,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为“豪放”词之滥觞。苏轼告知友人说:“近却颇作小调,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可见他从此倡导并带头创作豪放词,而此前,词界是没有这“一家”的。如果苏轼墨守成规,循规蹈矩,宋词岂不少了“豪放”派半壁江山!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冠绝古今”的豪放派代表之作。然而,它也是一阕按律考之“破格”最多的一阕词。下面以龙榆生《唐宋词格律》该词“定格”之谱校之:一是句式异常,上阕第二、三两句由一字逗的五言句和四言句,变成三字逗加六言的九字长句;第四、五句也由七言句与六言句一变而成四言句加三字逗的九言句;下阕第二、三句本为四言句加五言句,“破”而成五言句加四言句;第四、五两句本为七言句下接六言句,又改为四言句加三字逗的九言句;第七、八句本为四言句加五言句,改为五言句加四言句,等等,共“破格”竟有六处之多!二是拗律有两处:上阕“三国周郎赤壁”所在句声律应为“中仄中平平仄”,“赤”字拗,按声律此处应用平声字;下阕“雄姿英发”中“雄”字拗,按声律此处应用仄声字。三是以今人用韵标准“词用《词林正韵》”,苏轼此词因一字之差,用了两部韵:“物”“雪”“杰”……等皆属《词林正韵》第十八部,唯“壁”一字,韵落《词林正韵》第十七部之“十二锡”韵。词缘情,正是由于苏氏情之所至,随兴“破格”,汪洋恣肆,才创作出这大气磅礴,境界宏阔,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古今绝唱”! 后人不以苏词之“破格”而废之,却作“变格一”处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给人的启示是,写诗填词,正确的态度还是《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中林黛玉说得好“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三、似傻装病,奇妙频出 苏轼诗词创作似有一“似傻装病”法,例如《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写得奇妙,不仅别出心裁写出西湖之美;重要的是蕴含理趣:人或怨秋雨绵绵,或怨夏日炎炎,而苏轼却看到西湖“晴方好”“雨亦奇”?其言外意是,“我”乃“破”了诗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孤愁,在“乐天”派的他看来,一切景物都是美的。诗以人比物,妙想成趣,手法高妙。然玉似有瑕:把西湖之美比作西施之美,妙!可“西施”怎变“西子”,西施姓西么?按常理,孔子姓孔,孟子姓孟,墨子姓墨。苏轼傻么?然而,西施虽然姓施,但若诗中“西子”改成“施子”,其诗味会倾刻大减:因为西子对应的是西湖,两个“西”字使诗句颇具“粘连”之美;再说,姓施的还有“东施”姑娘,跟西湖比,能说美么。这些,苏轼当然知道。因此,我们似乎可说苏轼“似傻非傻”或“似傻装病”,这无疑是使诗词“奇妙频出”的好手法! 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明知或怀疑此壁不是真正的“赤壁之战”的赤壁,却巧妙地用“人道是”三字来避实;周瑜与小乔结婚明明已经十年,他却装傻弄痴说成“小乔初嫁”;“羽扇纶巾”分明是诸葛亮的艺术形象,却“张冠李戴”到周瑜的头上……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两点:一是艺术的真实与客观事物的真实是有差别的,不少艺术手法如傻似痴,塑造出别致的艺术形象。比如现代战争影片中为了表现战争一方的威力,把许多大炮排列在一起,隆隆地发射着,作为艺术手法是可以的,但如果真的有个将军把许多大炮整齐地排在一起,他就是个傻儿将军,因为这是绝对违背战术常识的;又如戏曲中包公额头上添了个月亮疤,无疑是符合艺术真实的,但谁如果真地相信包拯额头上长了这样一个疤,还不是傻瓜么。二是写诗填词应该学点恣意傻想,不妨来些超乎客观现实的奇思,不然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等佳句都没了。由此遐想到篆刻家有一道工序,是敲打篆章,故意弄出些残破来,在外人看来是不是有些儿傻呢。然而,没有艺术家们这超乎现实的“傻”甚至“硬伤”之类刀笔之法,怎有“精品”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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