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月牙 于 2019-10-21 08:56 编辑
【佳文有约】那么纯真，那么孤独 ——孙犁散文阅读札记 文/月牙
那天莫名的高兴，眉眼带笑，走路带风，一切都春暖花开，细想这高兴的源头，竟是一则快递消息，网购的书已经到小区的快递柜里了。
但此刻，我合上《孙犁散文》这本书，涌上心头的是莫名的伤感，又说不上来，到底哪个细节引发了我的心海涟漪。
容许我以其中那篇《书信》为抓手，以我手头几个版本的孙犁散文为视野，找寻那扔进心海的石子，试着走进一个纯真而孤独的写作者的内心。
《书信》一文，写于1983年10月16日，那时孙犁已是古稀老人。文章开头，他简介了书信的几个特点，正文部分主要写了与书信有关的自身亲历的四件事，最后在感慨中收束。
这四件事，按照时间先后娓娓述来。
第一件，是年轻时候的事儿。那时孙犁在保定读书，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孙犁“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那些信都很长，孙犁还自嘲，“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文中孙犁没有说总共多少封，保定那几年，想来几十封是有的。结果因为邮递员搞鬼，这些青春的信笺不知所踪，如同这段美好的恋情。
孙犁的散文随笔，简洁，自然，蕴藉，淡远，有时有浪漫主义的抒情，但总体说，还是写实为主。这段往事，疏疏朗朗的几笔，可以窥见孙犁的一些性情，青春期的他，深情而炽烈，羞怯又温和。倘若多些主动，哪怕有投递员暗中作梗，这段情缘还是有续写的可能的吧？但孙犁的性格，只能任由往事随风而逝。五十年后回想，留几觳微澜在笔尖。1981年写就的那篇《与友人论学习古文》，其中有文字与这段往事遥相呼应，青少年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
少有男作家写自己的眼泪，忧国忧民大情怀的除外。在孙犁的文字里，我多次看到他流泪，他丝毫不避讳旁人的眼光。抗战时期，孙犁油印了鲁迅那篇《为了忘却的记念》，“每读一遍，都是要感动得流眼泪的”（《关于散文》）。晚年他听朗诵，还是这篇，“我的心情变得很复杂，很不安定，眼里也没有了泪水”（《听朗诵》）。这种真，在别处都难以一见。
第二件，是1944年的一封万金家书。那封信是孙犁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在笔记本上撕下的一片纸上的，离家已六七年，父亲欠安，长子夭折，家乡在敌占区，孙犁思家心切，冒着危险寄出。这片纸，正面短信写给父亲，背面几句写给妻子。1946年回家，才知道这封家书历经辗转被家人收到，“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一家人都哭了”。千里迢迢，关山阻隔，封锁严密，可惜这样千斤重量的信也没有保存下来。
孙犁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移家天津》）。在七十岁时写就的《文集自序》里，孙犁说到他语言的来路，母亲的语言对他影响最大，其次是童年结发的妻子，还有生前不及言而死后言之的伤痛。
孙犁的发妻虽是农妇，但两人恩爱情厚 ，孙犁言他们的旧式婚姻是“天作之合”。在《服装的故事》一文中，孙犁写爱人给他做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做起来很吃力，有几次把她的手扎伤”，孙犁对这件短皮袄的感情，他用了“珍重”一词。早就被选入高中教材的《亡人逸事》一文，孙犁写道：“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这种真诚，令人动容。
第三件，写于1970年10月至1972年4月的情书，是与远在江西的一个女子通信，“发信频繁，一天一封，或两天一封或一天两封。查记录，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寄出的信，已达一百十二封。”这是孙犁的黄昏恋，最终因难以共处，文中用词是“变故”，这些信“都用来升火炉了”。
文中有独立成段的文字，可以窥见孙犁孤独的内心：“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
文革后，孙犁回过两次老家，“一次是陪伴一位正在相爱的女人，一次是在和这位女人不睦之后”（《老家》），这里的女人，应该就是情书的收信人。
1913年出生的孙犁，那时已年近花甲，搁笔已久的他重新焕发青春，点燃文字的火焰，还得感谢这段恋情，虽然最终这些文字回归于火，感情留下的灰烬令他不忍回眸。一个生命中多次想自杀的人，热情被点燃，以及无情地熄灭，在我想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孙犁认定自己性格“优柔寡断”，作为读者，我倒要感谢这个人性的弱点，否则我到哪里去遇见写下如此质朴真淳的文字的，简单到如同孩童般天真的这个人。
他一览无余的坦荡，少有哪个作家能像他那般解剖自己。说到赠书，他说自己“不是一个慷慨的人，是一个吝啬的人；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寡情的人”。（《谈赠书》）在《谈死》一文中，他说，“生前谈身后的事，已是多余。侈谈书画，这些云烟末节，更近于无聊。这证明我并不是一个超脱的人，而是一个庸俗的人。”
孙犁在人情世故方面很单纯，就说给人写序这件事。“给人写序，不好。不给人写序，也不好。我心里很别扭。”（《黄叶》）这种“别扭”，是他的真性情，他一生都不屑学什么八面玲珑，面对主任的“怒目而视，并加以睥睨”，孙犁“既无戚色，亦无喜色”。（《文字生涯》）
第四件，是写给朋友们的信件，特别是二百余封康濯的来信，文革期间，因接连不断的抄家，被小女儿烧毁了。在结尾中，孙犁说：“遇有变故，最易遭灾，求其幸存，已经不易。”
说到赠书，孙犁说自己“寡情”，但对待朋友，他绝对是个重情义之人，只是表情达意内敛罢了。康濯的来信被烧毁，他觉得对不起老友，并把详情告知。孙犁是个极其沉静之人，他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很少有安眠的夜晚，幸福的夜晚”，这是他《听风声》一文结尾的话，这篇写于1990年，那时他已是一个78岁的老人了。“与其拆烂污，不如岩穴独处”一句，见他的《文虑》一文，可见他的淡泊与书生气，也许他是享受这份孤独的吧。“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不好宾客，也很少外出郊游”（《谈柳宗元》），他说“柳宗元是很天真的”，他自己何尝不是呢。
几册孙犁散文在手，虽然书信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隅，沉浸在这个除了读书没有别的爱好的人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感受纯粹和真挚，憨诚与孤独，早已心有戚戚焉。想到孙犁先生的文学主张，“内容上要实”，“文字上要简”，顿觉自己所说的多余，就此打住。
2019-10-19初稿，10-21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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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1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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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1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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