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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街纪行》说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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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南街很有名，但我却不知道，真是惭愧得紧。读海凹先生的《南街纪行》一文后，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小村子。海先生说这个村子是个“共产主义小社区”，是他的“理想国”，但从文章的描述来看，它却不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不仅如此，读着文章，我心中倒产生了诸多的联想与疑问。
首先我怀疑：这个南街的作法是不是作秀、炒作或圈套？文章说：南街村共有3000人，可一年到这个村旅游的人数高达50万。如果南街实行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来人的吃喝住行都不要钱，那就不用说什么了；如果南街象中国其它地方一样收钱，这50万人，该给南街带去了多少银子啊？海先生说他三五天时间就花去了一千多元，这一千多元中投放到南街的该不会少于500吧？如果平均每人按500元计算，50万乘500元等于25000万。南街人平均每人就赚了8万多元……乖乖！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我就怀疑南街领导人的实际用心了。是不是他们故意诱骗年轻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来“朝圣”好赚大钱呢？要知道，中国很大，这样的左派和理想主义者是很多很多的。（写到这里，我真想建议我们市也制造一个“南街”，好发展市上的旅游事业。）
南街是个“红村”。据文章说，南街正在实现着“共产主义小社区”。
关于共产主义，有必要详细说说我对它的观点。说实话，我也很向往共产主义。那么美好的社会，哪个人不喜爱呢？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会走向高度文明的。千万年后，人类肯定不会还是这么低级，还是这么互相残杀、互相仇恨、私念裹心、勾心斗角、欺蒙哄骗，为着自己的一点小利益而丧失人性。那时，人们的思想水平与觉悟一定是很高很高的。当然，那时的物质文明也是肯定是很高很高的。
共产主义也可以称为“大同社会”。这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更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它由来已久。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之口。五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就曾经梦想过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华胥国”。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之一的《礼记》中对它也有着描述。以后的人，包括“资产阶级”的学者在内的人，对它也有着很多的论述。
可以说，人类社会最终会进入共产主义或大同社会，这是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共识，用不着当今的“左派”们和“右派”们来进行争论。
问题是怎样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它的途径如何？这才是人们关心的焦点。
对于这个问题，论述与解释是多元化的。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至少五种不同于他观点的共产主义理论，象所谓的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傅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巴贝夫的平均共产主义等。虽然批判，但依我看来，在共产主义真正到来之前，很难说清谁的说法正确，谁的说法不正确。
对这个社会，外国人早就进行了实验，那就是著名的“乌托邦”，结果是失败。不失败是不可能的。前苏联和它麾下的一些东欧小国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共产主义理论，毛泽东不认这帐，骂它们是“修正主义”。最终，前苏联的“理想”也破灭了。毛泽东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更是使人瞠目结舌。他竟然在六、七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轻率地搞起了他的“共产主义”实验。他先将所有的中国农民都“组织起来”搞“集体化”，成立“人民公社”；前后不到三五年的时间，他就大刮“共产风”，要求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报酬工分制，生活食堂化，劳动力统一调配，劳动果实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加入“人民公社”也是强制性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就批斗，斗得你总有一天低头服软。
毛泽东“跑步进入”的做法是十分荒唐的。它在理论上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集体化”后，农民失去了土地权利，失去了耕作的自由，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人家让你种高粱，你得种高粱；人家让你种小麦，你得种小麦；人家让你丢下农活去大炼钢铁，你就得扔下镰刀去大炼钢铁，粮食烂在地里不干你事；粮食亩产与总产人家让你怎么报你就得怎么报。产量只能高不能低；报低了，就反你的“右倾”，就拔你的“白旗”、就批判你斗争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级干部就争先恐后地“乘火箭”、“放卫星”，将粮食亩产报为几千斤，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按上报数字缴公粮，农民缴不上来，就说是“阶级敌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就挖地三尺地搜粮。这样的事情我就经过。我手头有个资料，就是离南街所在的临颍县不太远的光山县槐店公社，1959年的粮食产量本来只有1190万斤，上报数字却是4610万斤，公粮摊派是1200万斤。收不来公粮，县委书记刘文彩就带队来这个公社“狠抓阶级斗争”，第一天就拷打了四十多个农民，当场打死了四人；全县拘捕了1774名农民，光在拘留所里就死了667人……
当时的“集体化”就这么残酷！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根据《南街纪行》中的描述，南街人对毛泽东还是很有感情的，还坚持着毛泽东的路线：“很多地方都有毛主席的语录，村里的广播在早上会播出毛主席论著。在南街的广场上，还矗立着毛泽东的塑像，塑像周围立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这些都是质疑南街村的人反对的。在旅游园区，南街村还微缩修建了井冈山黄羊界、毛泽东故居、西柏坡等毛泽东出生、革命、生活过的景点。其中最大的建筑是五卷楼。这是一幢塔形楼房，计划在各层陈列石碑，镌刻毛泽东选集的内容。”
如果南街还坚持着毛泽东的路线，那么：南街现在是不是还坚持着“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还坚持着“天天读”和“早请示、晚汇报”？是不是还在大搞阶级斗争？是不是还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不是还在划分着“五类分子”？是不是还在“乘火箭”，“放卫星”？是不是还将几百斤的粮食亩产上报成几千斤几万斤？是不是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养鸡养鸭？是不是还搞着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一平二调”？是不是除“农林牧副渔”外农民什么也不准搞？是不是取消了工人中的“八级工资制度”？是不是还在搞“穷过渡”？是不是春节时农民还在地里大干苦干？是不是农民出村还要开证明，写上阶级成份、表现等等……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说明南街人真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值得我们佩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说明南街人其实在挂羊头卖狗肉，至少说明他们对毛泽东的那一套也进行了“改革”，说明他们也随着大流与时俱进着。别看他们挂着毛像说着毛话唱着毛歌，一副五体投地的虔诚模样，其实他们也背叛了毛泽东，是毛泽东的叛徒。
当然，不背叛是不行的。不背叛是死路一条。
南街实行了“集体化”，好象就公平公正平等了。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毛泽东“集体化”的时代就没有多大程度的公平公正平等情况。
现在，一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总是认为毛泽东时代公平公正平等，没有“三座大山”，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美丽得象是“天堂”。这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知识？依我说，那时虽然是“集体化”吃“大锅饭”的时代，但那也是中国六十多年来最不公平最不公正最不平等，对农民剥削压迫最深重的时代。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那时将人分了好多个等级，很多个阶级。每个人都有着“阶级成分”，待遇各不相同。动不动就批判就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分子……这些人任人打，任人骂，几十年来生活在十八层地狱中，几辈子抬不起头来。这些人并不都是“阶级敌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
就是在“革命阶级”内部也有着严重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现象。比如说，工人与农民都属于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对他们待遇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凭良心说，那时的工人也仍然是“无产阶级”，也很贫苦。一般人的工资除了养家糊口外，基本上所剩无几了。即使这样，他们比农民好多了。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不大，都是四、五十元，可他们每月有供应粮，平时有节假日，可以享受八小时工作制，可以住公产房，病了医药费可报销，老了有退休工资，死了有丧葬费。男六十岁，女五十五岁可退休，退休后就闲暇无事了。
可几亿农民呢？公家给过他们一分钱吗？他们吃的是自己的血汗，病了至多去自己交过钱的保健站要上几片不值钱的药片，住的房子得自己修建，平时干活总是披星戴月，七八十岁了还在地里劳动着。死了棺材也是自己买的。那时候，农民想参加“工作”比登蜀道还难。不要说端“铁饭碗”，干个临时工都不行，甚至养只鸡养只羊都不行。一有天灾人祸，成千上万饿死的都是农民……
一样是国家公民，一样是劳动者，一样为国家创造着物质财富，但他们的待遇差别却为啥这样大？这公平吗？这公正吗？这平等吗？
令人可叹的是那些姓“左”的同志与80后、90后的年轻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总是在莫名其妙地“忆甜思苦”，看了几篇瞎说的文章就想像着那时的“好处”来。别人一说就死犟、抬杠。与这些人抬杠真是没有一点意思。
所以说，“集体化”并不一定能造就公平、公正、平等；“集体化”也并不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科技极度发达，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这里的“高度”、“极度”、“空前”、“大大”、“极大”含意究竟是何种概念，这只能由各人想象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要经过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那么，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人们究竟应该怎样做，社会应该怎样发展才能接近或实现这个目标呢？有人说中国的做法好，有人说前苏联的做法好，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做法好，有人说资本主义的做法好……在这多种模式中，我却认为以当今世界而言，瑞典这个国家的做法最好了，最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了，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旨意了。
瑞典的社会制度是私有制与公有制并举，工农业高度发展，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来解决贫富、公平、公正问题。瑞典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免费的或廉价的；虽然称为“王国”，但政治上实行的是宪政，很民主，很自由，很安定，很团结，很富足。据说，瑞典自己说自己实行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它在很多方面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
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率和社会产品高度发展、提高与丰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找到更加切实可行的手段与措施。我认为，在当今各种社会制度中，私有制社会比公有制社会更能发挥出这种优势，更能产生效率和效益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认为：作为生物体的人，一般都有天生的趋利性。人最大的积极性是靠着欲望和利益来驱动的。人类的生产就是一种趋利结果。劳动的最大动力是利益。在私有制的社会里，人一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着。在公有制社会里，人被要求为自己与别人而劳动，那是被动性的。劳动者为自己的利益比为别人的利益而发挥出来的能动性会更大些。
举个简单的例子：人民公社时，社员干定额活时积极性很高，这是为了多挣点工分。干散工时却“磨洋工”，出工不出力。（那时粮食产量老是上不去，与此有着很大关系。）现在，土地分到他们手中了，他们在地里干活，没有一个胡日鬼磨洋工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为自己干活，偷懒没意思。
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农村土地的个体承包经营要比集体化好些，生产效率要高些。对于南街，因为了解得不多，所以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认为，中国的农村这么多，情况各不一样，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应该有着多样性。南街觉得集体化好，就让他们集体化吧。凡正出自大家的真心实意就行。但不要一说集体化就与共产主义挂钩，就与毛泽东时代挂钩。这样一挂钩，倒会让人想起那个荒唐的时代而反起胃口。
集体化的生产效率与效益一般会比个体化差，但它也有个体化所比不上的好处。它的好处是有能力搞些单门独户所无法完成的工作。比如说兴修水利，大机器生产等。其实这些“好处”完全可以在个体化的条件下由政府来补充完善。比如说要干那些事时，地方政府可以出面协调，可以适当整合土地，可以拿出钱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等等。政府给工厂企业、公益事业投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就不能给农业和农民投些钱呢？
总之我认为，要共产主义早日到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下，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益，最大限度地丰富社会产品和物质财富。而实现这些内容的最佳途径是私有化与个体化，最佳的调节方法就是不断地加大社会福利。当福利达到很高的程度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私有财产，自然而然地消除私心杂念，自然而然地深化思想认识，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公平公正平等，自然而然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依此看来，瑞典的路子是正确的。南街也是一种尝试，但我看前途并不大。因为在一条还没有澄清的河流里，一滴清水不可能长期保持它的独特性。
[ 本帖最后由 lqm407 于 2011-9-19 11:48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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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7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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