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余光中：愿你可以在天堂悔过

万里山水

2017-12-15 11:27:53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作者：赵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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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热”
　　据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大陆的“余光中热”让台湾的左翼文坛感到很吃惊，我想补充的是，“余光中热”让我们大陆稍有台港文学知识的学者感到惭愧!也许余光中应该与我们一道忏悔，余光中忏悔的是他隐瞒历史，“过去反共，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李敖语)，而我们应该忏悔的则是对于台港历史及文学史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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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热”诚非虚言，只列举近年的几件事即可明了其“热度”如何：2002年9月，福建省专门举办“海峡诗会”——余光中诗文系列活动; 2002年10月，常州举办“余光中先生作品朗诵音乐会”，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台湾的艺术家、演员现场朗诵了余光中不同时期的作品，余光中先生在这里幸福地度过了他的75岁生日; 2004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余光中集》，受到广泛注意;2004年4月，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开奖，余光中成为2003年度散文家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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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报刊上关于他更是连篇累牍，“文化乡愁”、“中国想象”、“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之类的溢美之辞让人头晕目眩。今年4月21日的《新京报》上，一位记者在其“采访手记”中这样写道，“高尔基提前辈托尔斯泰‘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儿’，况且曾相见并有过一夜谈呢?” 他将余光中比作托尔斯泰，并为自己能见到这位大师而感到幸运万分，这段“惊艳”之笔将大陆的“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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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些宣传和吹捧说来说去不过是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和美文，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毫无认识，因而对于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并不清楚。不过，对于普通的读者也许不应该苛求，因为大陆对于台港文学一向隔膜，而余光中又善于顺应潮流。举例来说，在九大卷300余万言的《余光中集》中，余光中的确是十分干净和荣耀的，因为他将那些成为他的历史污点的文章全部砍去了，这其中包括那篇最为著名的被称为“血滴子”的反共杀人利器《狼来了》。但在行家眼里，这种隐瞒显然是徒劳的，每一个了解台湾文学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此事，海峡两岸任何一本台湾文学史都会记载这一桩“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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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之争
　　余光中在台湾文坛上的“恶名”，开始于“唐文标事件”。70年代初，台湾文坛开始对一统台湾文坛的“横的移植”的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批评反省，其标志是唐文标先生的系列批评文章，他在1972年到1973年间的《中外文学》、《龙族文学评论专号》、《文季》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诗的没落》等文章，批评台湾现代诗的“西化”和脱离现实的倾向。这一系列文章在文坛引起了震动，引发了关于现代诗以及现代主义的大争论。在这场论争中，余光中当时是维护现代诗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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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论争的是非本身，这里无需加以评判。想提到的是，余光中一出手就显示出他的不厚道。在《诗人何罪》一文中，余光中不但言过其实地将论争对方视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而且给对方戴上了在当时“反攻大陆”的台湾最犯政治忌讳的“左倾文艺观“的帽子。所以就有论者揭露余光中搞政治陷害，如李佩玲在《余光中到底说了些什么》一文中指出：“这样戴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标(也算得上是压迫知识分子了吧)，还在吓阻其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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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批评对于余光中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70年代后期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变本加厉地施展了他的攻击手段，并且与国民党官方、军方配合申伐左翼乡土作家。在这场乡土文学论战中，台湾乡土文学受到的最大攻击来自两个人，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另一个就是余光中。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反共”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1977年7月15日至8月6日，彭歌发表了系列官方文章，强调“爱国反共是基本的大前提”，不是“蹈入了‘阶级斗争’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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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其后，余光中在8月20日《联合报》发表了《狼来了》一文，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工农兵文艺”。他在此文开头大量引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以此证明台湾乡土文学的思想与前者的相类，并且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接着，他从攻击大陆的共产党文艺统治谈起，抱怨台湾的“党治”未免过于松懈，对于乡土作家过于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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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 ‘工农兵文艺’会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指台湾——引者注)外遭逆境的之际，竟然有人提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过巧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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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的最后，余光中将他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洪水猛兽，喊出了“狼来了”的呼声，并且表明了自己维护当局的“勇气”：“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针对文坛对于他“戴帽子”的批评，他露出了镇压的凶相，“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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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陆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余光中这篇文章在当时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所起到的政治迫害作用。此文一出，引起大哗，激起众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杨青矗、黄春明等人愤起辩白，连那些与此无关、立场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撰文批评余光中的阴恶。徐复观在《评台北 “乡土文学”之争》一文中尖锐指出：余光中“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这种文学是‘狼’，是‘共匪’。”“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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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土文学作家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尉天聪差点被解聘抓捕的情形下，余光中却因有功而受到当局宠幸：1977年8月，由“中央文化工作会”在台北剑潭反共救国青年活动中心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上，乡土文学作家因为有“问题”而多未受到邀请，余光中却高坐在主席台上，倾听“党政军要人”做关于“坚持反共文艺立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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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事件
　　如果说余光中的上述“公开告密”与其政治立场有关，那么新近披露的余光中向军方“私下告密”的行为，则只能归之于他的人格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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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陈映真在2000年《联合文学》9月号发表的《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中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的引述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将军，告密陈映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在当时的台湾是“必死之罪”，因为特殊原因，陈映真后来得以侥幸躲过这场灾祸。陈映真还是厚道的，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披露此事，只是因为余光中后来又将此件寄给了陈芳明，而陈芳明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这份材料，陈映真才在上面这篇与陈芳明的论战文章中说破了连后者都感到吃惊的“告密事件”。为清楚起见，兹将陈映真的原文引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