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女性意识、乌托邦及反乌托邦

文璘

　　　　　　　　　　　　　　　　　　——从欧阳梦儿的两篇小说说起


　　　　　　　　　文＼文璘
　　
　　一
　　
　　时至今日，小说大概已经失去了“大说”的功效，回归到琐碎之言、浅识之道的本来释义上。它不再承担对一个民族秘史的诉说，[1]不再担负对革命、启蒙、国族神话的想象。随着网络文学的方兴未艾，在消费美学的大纛下，私密经验、内在主体欲望越来越成为它念兹在兹的主题。可以清楚地看到：追求阅读的快感，放弃经典化，放弃原创，灌水拼贴，简单拷贝，强迫小说纳入公共理解的系统之内，供读者作为精神的一种副产品随意消遣，已经成了众多网络小说家的不二法门。或者我们真正进入了朱大可所云的：拉罐文学”时代。[2]这其中是非功过，或优或劣，真无法作价值上的简单评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文变如何染乎世情，兴废如何系乎时序；无论旧酒如何换新瓶或者新瓶如何装旧酒，都可以“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3]换句话说，不管外部时代怎样斗转星移、情随事迁，也无需管其内部本体如何花样翻新、物色更迭，小说与时代现实、精神文化、历史想象力之间多元互动关系、对话期待，未尝或已。
　　
　　由此可以展开另一个向度的问题：作为文学专业的从业者，对泥沙俱下的网络小说(或者外延更广的网络文学)该如何辨析和辨识？如何给这些浩浩荡荡的网络写作大军进行准确定位？如何确立网络写作的合法性？其背后的学术资源、理论体系、目的动机、价值预设、价值标准又是什么？这是不容耍滑头而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或难题。诚然，在大多学术中人看来网络小说不值一提，比之“正统文学”的贵族血统，网络小说更像是不入流的引车卖浆者，贩夫走卒者，根本拿不到台面上来。因此从事网络小说研究，无论是徒劳无功或者徒劳有功都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况且网络写作者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身份焦虑”。他们一方面渴望被正统，被官方，被纸媒纸刊认同收编，一些人更是把网络平台当作进位升级、登堂入室的终南捷径；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留恋网络平台相对宽松自由、不拘一格的写作环境。事情的复杂性和诡异性可窥一斑。
　　
　　然而我认为，这些网络写手们并非一无是处。他们都有着一定的文字基础和基本的理论素养，且并不缺乏奇特的想象力，鲜明独特的个性风格，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有着与正统文学，经典作品或者经典化作家对话的热情和勇气。辨识它们之间的影响因子和精神传承，在一个特定的谱系内研究它们所生发的激荡和互动，也许就能发现时代文学一些共通的东西。正如李洱先生所说：“文学批评比较有意思的地方，除了在特殊的作家身上找到特殊的地方，下巴上有瘊子就说瘊子，屁股上有痔疮就说痔疮；还要在那些不那么特殊的作家身上，甚至在某些平庸的作家身上，去探究一个时代文学的某些基本范式。讨论人人都有啤酒肚的意义不见得就比讨论下巴上的某个特殊的瘊子意义要小。”[4]
　　
　　我的话题是从欧阳梦儿的两篇“人人都有啤酒肚”的小说开始的。
　　
　　二
　　
　　如果把这两篇小说《不速之客》和《寻梦江南》进行比较阅读的话，将会发现许多微妙的文本对话关系。这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文本的互文性，即任何一种文本都是对前一个文本的重新编纂、模仿或者改写以及重写。[5]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刘勰提出的“檃栝”亦和此差之近耳。我们知道，任何文本都不是单一的封闭系统，它和时代、历史、文化、精神乃至整个文明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更遑论它是个人潜在欲望的折射和隐喻了。巴赫金说：小说是一种复杂的多音和阅读经验。[6]的确，比之诗歌的纯净，小说所产生的复杂性难以尽言。阅读小说就是一场带有冒险性质对话期待的峰谷起伏的精神之旅。
　　
　　《不速之客》是欧阳梦儿早前写下的作品(我不称为文本，文本与作者无关。)，与一段精神或者经验的历程有关。弗洛伊德说：“任何文学创作都是作家对那个生命中不可还原的，原始的伤痛的场景，那个大的黑洞时，借用艺术的媒介来召唤或理解、移转或升华过去的创伤。”[7]《不速之客》亦可作如是观。该小说利用了“中国套盒”的结构，讲述了一个不怎么老套的爱情故事。孤独的女主人公如画或者紫嫣偶遇“他”，然后一场恋爱来临。然而这绝不是一个才子佳人大团圆式套路，她和他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数的矛盾、冲突、纠葛、龉龌，不欢而散。小说结尾作者借他人之酒浇心中块垒，批评了男性.的不可靠。这其实是幽怨之作，发愤以抒情，由于没有保持客观的美学距离，小说难免粗糙。
　　
　　等到了《寻梦江南》时，旧时的创伤慢慢抚平，情绪不在激扬，成为情思，对这段经历也多了一层较为深沉的体悟，诉之小说，也就多了一份美学的观照。依然是个爱情故事，无爱不欢，只不过这一次是“爱情的罗曼斯”，也只不过那个“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诗意的“袁野”。这十分有趣，可以试着单聊一下。“他”是干巴巴的符号指称，是群体性的，不存在意义。意义的空缺其实间接证明了精神的不耐烦、强迫遗忘、不愿提起的伤痛，愤怨，并把这种愤怨上升为种群性：他与他们，所谓打击一大片。但空缺不等于缺席，空缺是暂时的无，事实上“他”真有，也就是《寻梦江南》的袁野了。“袁野”是诗意的象征，诗意是一种召唤，召唤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情色的乌托邦。
　　
　　《寻梦江南》里，女主人公从《不速之客》里移步换形，如画或者紫嫣变成如梦。角色虽然移位，但诗意不愿须臾少离。这种诗意的不改变性到底折射出作者的哪些个人欲望呢？毋庸讳言，先于个人来说是一种自恋情结或者那喀索斯情结；先于群类来说，它暗含着一种启示，那就是：女性永远是临水照花人，在历史时间和文本时间里是不可变的量，具有永恒性。所谓“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而男人只不过是符号一个，就是赋予“他”诗意，也只是暂时的诗意，很容易溃散，消失，又变成符号。《寻梦江南》的结尾，袁野放弃情色乌托邦，重新回归世俗，当然是丑陋的男权作怪，但也反证了男性不具有情色的永恒性，他们到底是道德(反道德)俗物，与美和诗意无关。
　　
　　《不速之客》是密室型的作品。如梦躲在幽深逼仄的密室里独自咀嚼着自己的孤独，被动地接受爱情，被动地失去爱情，宁愿与两个砂锅交流，也不愿敞开自己的心扉，笼罩在小说中的那种压抑气息挥之不散。欧阳梦儿显然意识到这些问题，到了《寻梦江南》里，小说的场景选择突然变得廓大，她选择了江南。这里面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我们暂可不究，但江南本身所拥有的文化气息和古典气质确实是可以引而生发的绝妙话题。江南是一种隐喻，一个象征，它凝聚了太多的诗意情怀和原乡神话，它是中国人的桃源梦或者乌托邦。杂树生花，群莺乱飞，日出江花，春来江水，这是怎样一个浪漫之地？怎样一个如画如梦之境？所以蒹葭苍苍，佳人必在一方；所以水流涧涧，多情才子堪寻。期而遇，遇而合，男女主人公吟哦诗礼中国，想象日月江山，惬意情浓，就连那个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摩托车”意象也成了女主人公“宁在摩托车上笑，不在宝马车里哭”豪语壮语的衬托物。欧阳梦儿在在祭起了自己古典的想象力，以文字的炼金术，以缠绵繁复的意象修辞，构筑她的情色乌托邦。这是个情山爱海乌托邦，也是个因空见色，由色生情的乌托邦。
　　
　　从曹雪芹的大观园到沈从文的边城，中国的作家对情色乌托邦的描写错彩镂金、多姿绚丽，极尽幻想之能事，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才有个叫格非的彻底判处了情色乌托邦的死刑。风流遗响，自此中断。或许它微弱的薪火要等到2018年代才会传给一个女性作家手里，历史将借其柔韧的手，隐忍含蓄地重新讲述和演绎一段已经残破的、碎片式的关于梦与激情，爱与希望，救赎与勇气的神话。如果说在《不速之客》里，欧阳梦儿的女性意识主要强调两性的对立，性别的差异，女性独特性本身的价值尊严，在话语策略上她急于消解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并把话语寄生在消解和控诉姿态上；到了《寻梦江南》，她似乎不再壁垒分明地强调两性差异和对立，而是注意协调两性对话、沟通、磋商和互补——让女性自尊自信地成为女人，在完整统一中与异性一道创造和分享一个对称和谐的共同的乌托邦世界。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既具有诸多的善意，同时也不乏强烈的反讽。一个为女性主体重新建构的乌托邦，最终要毁在一个充满爱情主义、浪漫主义、温情主义的知识男性手里，而且它毁掉的原因非常具有荒谬性。“袁野”发现了“如梦”底裤的秘密，并想当然地看成是“不洁之人”，“他心中的女神形象崩塌了”，拂尘而去。后来答案揭晓，这个“底裤的秘密”不过是女孩子难以启齿的正常的生理现象。当男性的爱情主义、浪漫主义、温情主义面对男权文化时，立刻会变成伪爱情主义、伪浪漫主义、伪温情主义。男人到底是现实的玩偶和符号，是男权道德的绝对守护者，爱道德胜于爱爱人。
　　
　　或许，欧阳梦儿的真正用意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两性的乌托邦，而是为了揭示这个乌托邦的全部虚假性，撕破其温情脉脉的表层面纱，让人们洞悉男权文化的丑陋幽灵是如何让乌托邦变成废墟，它的欺骗性在哪里？在这一过程中，她获得了自雄的女权意识，对男性世界，尤其是知识男性表达了一种明显的挑剔、不满、失望甚至坦陈的不敬以及不留情面的批判。女性意识的高涨带来是对男性的深刻否定，也就令所谓的乌托邦成了反乌托邦的表征。
　　
　　上个世纪90年代，蛰伏已久的武汉作家池莉发表了小说《我是一条河》，继续着她关于“新写实主义”神话的书写，但有论者很快指出，她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发展了几个相当引人注目的新命题和新思想。“其一，对不屈不挠活的精神的称许，对活命能力，尤其是对行为能力的肯定与对道德主义的否定。其二，由对行为能力的肯定，进而对知识分子的温情主义，所谓的教养进行反思和质疑，呈现出对力的崇拜和反智倾向.”[8]该小说主要塑造了两个主要人物形象：“辣辣”和“王贤良”。辣辣具有坚执忍耐的个性，信奉活命主义，藐视道德，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61年沔水镇大饥荒，辣辣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存活，用肉体和粮店的老李做了交易，八岁的女儿窥破了这个交易，告诉母亲“我们不要臭米”！辣辣厌恶并痛打了冬冬一顿。她想的是：“一个寡妇人家喂饱七张小嘴容易吗？送上门的六十斤雪花花的大米能不要吗？”失节事小，饿死事大。你得先活命，再说道德。王贤良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用诗歌向辣辣示爱。但由于大饥荒时间的错位以及示爱对象的错位，王贤良的求爱变成了对自己尖锐的讽刺。正像辣辣说的：“贤良呀，对一个快生孩子的女人写诗什么的呀，不滑稽么？”的确，辣辣要的不是诗，也不是爱情，她要的是一个有用的男人。因此她为了粮食和金钱可以轻易地向老李和老朱头献身，但绝不会答应小叔子王贤良浪漫而温情的示爱。“王贤良也许不是粗人，可挑担水都喘大气。上屋顶拾个漏瓦都不会，哪是个男人，要他做什么”。正是这个辣辣眼里滑稽的求爱者，“百无一用”的书生，在“文革”时成了狂热的造反派，但在一次武斗中被打断左腿后，又开始追求“养狗养猫，填词赋诗”的陶渊明式的隐逸生活。池莉在这一形象上表现出了鲜明而强烈的文化意识，即：知识分子的温情、雅致、浪漫，在实际的艰难的生存中是脆弱的、无用的、无能的，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而知识分子的浪漫又极容易演化为一种道德乌托邦并付诸实践，使之变成一场乱哄哄的广场式闹剧狂欢。
　　
　　表面上看《我是一条河》与《寻梦江南》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性和谱系上的承接性，而且二者在艺术上也不存在对等性，但通过抽丝剥茧般地分析，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某种精神因子的影响和传承以及因这种精神因子的变异所产生的对话或互动关系。二者都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女权意识；都展现了女性独特的命运意识、生命意识和悲剧意识；都不约而同的对知识分子作了明显的挑剔、失望、不满以及批判；都旨在建立一个属于女性独有的乌托邦。只不过前者的乌托邦是一种身体的“异托邦”。[9]它在虚构与建构之间，蕴含实践的、此时此地的、人我交往的可能。这个异托邦是不需要男人介入的，男人在这里只是附庸的他者，女性是历史和现实全部个体主体性和主体个体性。在这里，身体是革命最后的领地和资本，凭借它可以肆无忌惮地向男权开战。这无疑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的。查尔斯.泰勒说，“现代性起源于个体的自觉和自为”。[10]后者的乌托邦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恶托邦)混合形态。它既是一个理想的、遥远的、虚构的空间模具，也是作家介入现实、干预历史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个乌托邦需要男女双方达成共识，并身体力行地实践才能实现其可能。在这里，男性是主体，“他”如果离去就意味着崩塌。女性的定位只是作为“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的舒婷式的角色期待而存在的——到底是一种依附性的存在。欧阳梦儿矛盾之处也许就在于：她一方面反复强调“性别差异”、“生而平等”、“自尊独立”；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男权文化强大的铁幕，她只能把话语寄生在男性话语里，以此来言说女人，现代而又古典的她还不具备和男权文化彻底决裂的勇气。所以，她只能“安排”如梦把初夜留给婚后“神秘性的期待”，而“如梦”绝不会像“辣辣”一样把肉体当作交易的资本，把男人当成服务自己的工具。“如梦”没有主体的客观能动性，也没有现代性，她的反抗只是依附的表征。小说结尾，误会式的结局，对于“底裤秘密”的昭然无不流露出不无伤感的委屈、辩解、不舍和留恋以及“这个人也许明天会回来”的翠翠式的期待。
　　
　　陈超先生说得多么好：“在亘古至今铁幕一般的男权围困中。女性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质疑整个文化思想史叙述，而只从总体话语中的某一端出发，就仅能为自身争得‘补充’意义上的言说权，是无法达到自尊自立目的的。”[11]
　　
　　三
　　
　　话题至此，行有余力，或许可以说说欧阳梦儿的话语风格和语言修辞习惯。在《不速之客》和《寻梦江南》里，我们经常看到大量的越界和犯规。比如“隐含作者”的声音严重干扰了甚至改变了“叙述者”的声音；比如语言的逸轨状态，它表现为本来是一本正经叙述中却突然插入荒诞的、故意为之的冷幽默、滑稽和无厘头风格；还比如时间和空间的错乱，对所谓现实主义线性时间的无视。以《寻梦江南》为例，小说的时间和空间严重错位。虽然作者没有明显点明，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发生在历史在传统时代的故事。然而作者并没有遵循历史的可信性和历史的真实性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是把大量的只有在当下时间才可能出现的物象和名词拼贴在文本故事中，像“中央处理器”、“飞机”、“火车”、“摩托车”、“手机相册”、“网恋”等等不一而足。还有最荒诞不经的是，小说写男女主人公诗礼中国外国：“从王小波谈伍尔夫，从玛格丽特.米切尔谈到卡夫卡。从张爱玲谈到杜拉斯，从男人谈到女人。他们争论最凶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他们讨论最多的是豆豆的《遥远的救世主》。”以两位主人公古典的身份，这无疑是关公战秦琼，秦始皇看电视剧，在在离经叛道，扯皮捣蛋。退一步讲，如果小说讲述的是当下人的故事，那缘何它的背景底色，像古典诗一样的宁静氛围，它的牧歌情境，它所生发出的情调意蕴，只存在于我们对古典时代或者“前工业时代”想象里？也就是说人物在文本中的实存背景与当下的实际背景是存在重大反差的。当然我不会挥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意识形态的大棒，轻易地进行否定。
　　
　　那么，这些问题该如何去看待？怎样作价值上的评价？或许说好与不好是简单的武断的想当然行为；说九零后女性应有青春期风格而作圆滑的同情和原谅是庸俗的；说创新是肤浅的；说不符合现实主义法则是顽固的、复古的、抱残守缺的。当年加洛蒂在《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中把卡夫卡、毕加索都划为现实主义阵营是石破天惊的，直到今天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走在历史和时代前沿的先知是最饱受误解的，文学发展到今天，依傍进化论说一句：现实主义应该无边。
　　
　　如果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立场以及它演变的脉络，对当下的渗透，对语言表意行为的影响来分析，虽不失为一种较为公允的方式，然而它有可能漏掉文本中许多鲜活的肌质。理论虽然重要，但它是类同性和普遍性的，而文本是特殊性的，所以必须从文本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到文本，运用之妙，存乎于心。
　　
　　不再闲扯。先说一说小说中“隐含作者”干扰干涉“叙述者”的问题。的确，在经典叙事学中，尤其是现代小说中这是不受待见的，是违规的。在现代小说中“叙述者”和“隐含作者”是分离的，不存在谁操纵谁的问题，它们是不同而并立的两种复调形式，是众声喧哗中两个主音，彼此可能有交集，但永远平行。从小说的叙述方式上看，欧阳梦儿的这两篇小说都属于传统小说的范畴。我们既然可以理解托尔斯泰每每在叙述间隙响起他那雄辩的声音，用观念和思想严重干扰叙述者，当然也就可以对这两篇作最基本的同情和原谅。谁也没规定现代主义就是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现实主义亦然。
　　
　　再说其语言的逸轨问题以及由于这种逸轨而改变了文体风格的问题。即那种故意为之的幽默、俏皮、滑稽以及嬉皮士作风和无厘头风格。我觉得这往往是小说中最为华彩的地方。正是由于语言的逸轨才能使语言从既有的固定语境中解放出来，从时间的隐喻层面改变为时间加空间的换喻，在这一过程中，故事时间是为零，叙述时间无限放大。语言从而摆脱了原来上下文的表意功能，而生成新的文意或者意义，更活波、更加活力四射，给读者一种阅读上的新鲜感、奇异感。举个例子，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让我们沉思、迷醉、叹服的也许不是它俗套的故事情节，笨拙的结构，观念先行的批判思想和哲学意识，而是它百科全书式的有趣知识和话题，随手拈来却妙语如珠的奇喻，后者显然是脱离故事时间的，是在语言逸轨状态下产生的。所以敬文东教授开玩笑地说，如果不是语言的逸轨，《围城》充其量只是一本三流的言情小说。吾深以为然也。“欧式幽默”(欧阳梦儿式的幽默，当然这不是她的专利)文体风格的形成，于文体内部来说，是语言的逸轨状态造成的；于文学的外部环境看，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更是息息相关。后现代主义美学追求“视觉上的庆贺”[12]，所展现的是谐拟的功能，一方面是模仿，另一方面是揶揄。多重性、随意性、嬉戏性、反叛性、断裂性是它主要的美学意涵，因此后现代作品往往营造一个不相称的、嬉戏的文学空间。当然欧阳梦儿不一定有这样理论视野，或者说她不是观念先行地去进行写作。可网络文学平台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大集束群和输出地，欧阳梦儿混迹其中，时间不菲，对她写作风格的影响，说未尝肯定是假言存语。尤其是“九零后”这个象征着青春、反叛和个性的标签，更是在在不容忽视。不妨把她这种行文风格看成是她与她的那个年轻群体，与整个社会文化对话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或者途径。正如巴赫金所言：“语言永远处在离心和向心力量的交汇点上，也总是历史情境中，个人与群体，自我和他我不断对话的社会性表意行为。”[13]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当我再次去网络平台，打开小说寻找引文的例证时，我诧异地发现：小说早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也许修改后它更合规矩了，技术更完善，更四平八稳，但它最有营养、最水灵、最出彩的地方已经不知归处。规训的力量如此强大，让人叹息不已，它足以让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子瞬间变成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讲到“擦去”和“痕迹”的关系。他说：“一个要素(语词)的出场总是铭刻在一个差异的体系和连锁的的运动中的一种意指的和替代的关联。”[14]“擦去”这个当下时间当量的解构行为，它可能使空间实存的一个要素(语词)消散，但不会消失。“痕迹”会在另一个时空量里以一种弯曲的变形的形态出现并与它的替代要素(语词)互文对照、遥遥呼应，从而生成新的结构和意义。“痕迹”可能不会被记住，但也不会被遗忘。——这有些跑题了。
　　
　　关于时空的错位和混乱问题，我们可以从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区别谈起。格非在《重返时间的河流》中讲到现代小说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空间的独立。他以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为例，谈到了小说的第二页描写主人公包法利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他说道，要是传统小说家来写，一般三言两语就可以了，而福楼拜用了十行的篇幅来不厌其烦地写帽子的颜色、形状、帽檐，帽子的内部是用鲸鱼骨支撑，还写了它的带子等等，非常复杂。为什么这样呢？格非说，这为了场景单列出来，获得一种自由的独立性，让空间不再臣服于时间。[15]的确，现代小说已经扭曲了、改写了时间的线性特征，它最重要的一个表征是时空的不对称性，时空的错位与重置，尤其是让空间独立于时间之外，自成方圆。欧阳江河也有一个“深度时间”的命题，他把它称为“内置的望远镜”。他说：“时间是个无穷无尽的谜，它不仅可以消除一个正在陈述的命题，而且可以消除陈述者、消除陈述本身。迄今为止，一切真正的文人所做的努力无非就是抵抗时间的消除性，像吸树叶的蚜虫那样吸取必朽的肉体世界的词主题，捕捉时间对肉体民界和文本世界的双重消除。如果这种捕捉更深入一些，推进到时间的深度透视之中，我们就能看到时间的形象，其特征是松驰，弯曲，环绕。”[16]现代的艺术家并不是屈从以事件为要素的具体历史，而是屈于由想象、洞见、修辞构成的文本历史。在西班牙画家达利早期的画作《记忆的持续性》中，最触目心惊的是那个耷拉下来的松软的钟表，那是对线性时间和真实表象的最有力之挑战。还有，在西方文学史上，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像济慈诗行里的古希腊圆瓮；叶芝整体幻象中的月亮、轮子、塔；博尔赫斯的圆形废墟、交叉小径的花园、沙之书等都可以看出时间和空间的严重分离和变形。
　　
　　说了这么多，其用意并不是来证明欧阳梦儿的小说已经达到了现代艺术的高度，而仅仅只是提供看待问题的一种角度和方式。或许在这种角度和方式烛照下，我们不至于犯下以偏概全或者以全概偏的老毛病。其实，对待欧阳梦儿小说中时间和空间的错位用“元叙事”来阐释，更能找到合理的落足点。这里的“元叙事”也叫“元虚构”，它不是利奥塔所反对的“宏大叙事”[17]，它是一种叙事上的策略，是关于“叙事的叙事”或者“虚构的虚构”，它通过作家自觉暴露小说的虚构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读者明白，小说就是虚构，不能把小说当成现实。由此，虚构也就在小说获得了本体的意义。前面我们谈到了《寻梦江南》里对情色乌托邦的建构以及它反乌托邦的特征，呈现出结构和解构两种不同向度的张力，在它们拉扯下，乌托邦一方面存有，另一方面，又日趋罔无。叙事策略中的“元叙事”在其间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欧阳梦儿用今人穿越到古典才能拥有场面背景或者古人操一口当下流行的话语的时空错乱的荒诞式叙述，在告诉人们，事件是被虚构出来的，事件本身是荒诞的，所谓的乌托邦只不过是历史的一种假象。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被消解的不仅仅是乌托邦这个被陈述的命题，还有陈述者本身以及陈述的行为。
　　
　　注释：
　　
　　[1]        陈忠实：《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0，第1页
　　
　　[2]        朱大可：《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28页
　　
　　[3]        刘勰：《文心雕龙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74页
　　
　　[4]        李洱：《说梁鸿》，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扬子江评论
　　
　　[5]        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第67页
　　
　　[6]        巴赫金：转引自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第305页
　　
　　[7]        弗洛伊德：转引自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三联书店，2018，第245页
　　
　　[8]        刘增杰等：《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第334页
　　
　　[9]        福柯：《在他乡：乌托邦和异托邦》，转引自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三联书店，2014，第281页
　　
　　[10]        查尔斯.泰勒：转引自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三联书店，2018，第136页
　　
　　[11]        陈超：《中国先锋诗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288页
　　
　　[12]        葛拉夫(GeraldGraff)：转引自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05页
　　
　　[13]        巴赫金：转引自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三联书店，2007，第3页
　　
　　[14]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46页
　　
　　[15]        格非：《重返时间的河流》，清华大学人文讲坛.视频
　　
　　[16]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第181页，第182页
　　
　　[17]        利奥塔：《后现代的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372页
　　
　　

欧阳梦儿

文兄的这篇雅评，堪称学术论文。能成为文老师学术研究对象，欧阳深感荣幸。毕竟再能承受孤独的舞者，也希望有一注观注的目光扫过来。

草舍煮字

又见到文璘兄的论文式文学评论了，虽然不能尽悉领会，这无疑是一次文字盛宴。
暂不提读后感悟，对照我手边正在写的，顿觉境界不足。一起意外事故导致一个鲜活的生命悄然而逝，应该上升到社会层面去思考，而不应局促在人物关系上。
谢谢兄！

fonyuan

草舍煮字 发表于 2018-5-25 10:25
又见到文璘兄的论文式文学评论了，虽然不能尽悉领会，这无疑是一次文字盛宴。
暂不提读后感悟，对照我手边 ...

把人物关系写好，已然大师矣。

草舍煮字

fonyuan 发表于 2018-5-25 10:37
把人物关系写好，已然大师矣。

写的是朋友圈同题，先不忙发，还要改几稿。

潭边老桑

杀“鸥”用牛刀。                                                              

文璘

欧阳梦儿 发表于 2018-5-25 10:16
文兄的这篇雅评，堪称学术论文。能成为文老师学术研究对象，欧阳深感荣幸。毕竟再能承受孤独的舞者，也希望 ...

客气了，欧阳。现在我有一种交差后的如释重负。

文璘

草舍煮字 发表于 2018-5-25 10:25
又见到文璘兄的论文式文学评论了，虽然不能尽悉领会，这无疑是一次文字盛宴。
暂不提读后感悟，对照我手边 ...

谢谢草舍兄雅评。确实弄成论文，想写得更活泼一些，但力不从心，多年积习难改呀。

文璘

fonyuan 发表于 2018-5-25 10:37
把人物关系写好，已然大师矣。

这是属于大师级的顿悟。言之有理呀，房源兄

莹莹子期

再次飘过，呵呵            

文璘

潭边老桑 发表于 2018-5-25 11:50
杀“鸥”用牛刀。

幸亏桑兄没有用原来那个名词，而是巧妙置换，改一字，风流尽现。原来那个名词已经脱离原来的固定语境，在当今社会变成新的指称。这个指称，不仅你懂的，大家都懂的。看来时代风气，历史变迁对语言的影响是真大呀。桑兄巧妙避之，避一字透着更多的话语外信息，能看出兄那种老派的贵族式幽默，就像林语堂所推崇的英国保守派幽默。我还能读出更多意涵。鸥，天空之物，牛刀，地上之物，两者距离远矣。以牛刀来杀鸥，无疑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在在是不可能。当然我这个小文确实存在兄之所指。但有一点我可以辩解的，所谓杀字。因为事先没有杀的动机。所以也没有杀的行动。也没有捧，这种无聊的事情，我更不会做。到底要谢谢兄的妙悟式的谶语。

潭边老桑

文璘 发表于 2018-5-25 12:59
幸亏桑兄没有用原来那个名词，而是巧妙置换，改一字，风流尽现。原来那个名词已经脱离原来的固定语境，在 ...

先生此文，十分厚重，中财无人能及，无人能及也……佩服。高赞！

冰峰雪鹰

范文在此。实在敬佩！

欧阳梦儿

潭边老桑 发表于 2018-5-25 11:50
杀“鸥”用牛刀。

听桑兄的意思，阳光是不应谱照在小人物身上的。

以此推理，欧阳读老桑的文，有感而发，那便是高攀是自不量力了。

讨厌的老桑！铁树说：打倒老桑！

欧阳梦儿

文璘 发表于 2018-5-25 12:39
客气了，欧阳。现在我有一种交差后的如释重负。

文兄正好有一个课题，欧阳的文章正好带有某些共性某种特质，文兄又正好熟悉欧阳，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