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比一般的文体更难写。
写小说,只要有触动,可以天马行空,恣意架构,你可以在上一段让主人公活得爽歪歪,下一段就惨兮兮,分秒之间死翘翘。写散文,熟悉的,就是最容易下笔的,经历的,就是最适合抒情的。亲身经历,任何一个小细节,都可以尽情描绘。诗歌更不用说了,犹其是现代诗歌,达芬奇的思维、毕加索的构想和三蹦子的腔调,尽可以大胆组合,看得懂当然是好诗,看不懂的更是好诗。但是书话不行。评论一本书或一位作家,必须忠于史实,不能像诗歌、散文、小说,可以凭借想象力随意发挥,创造出另一本书或另外一个似是而非的人来。忠于史实便要求书话作者下笔之前,必须对书写对象有充分的了解,和足够的感悟。这便要求大量的阅读和独立思考,费神费时。
书话譬如盗墓,墓门打开了,里面一片黑暗,能摸到什么,全看造化——通常来说,此处已经有无数盗墓者光顾。
读书是思想的碰撞,智慧的点燃。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纪,会得到不同的阅读感受。即便同一个人,不同年龄阶段阅读同一本书,也会有不同的感悟。阅读后写书话评论,和诗歌、散文、小说一样,需要灵感,寻找适合的切入点。心中有了感念、与著作的灵犀,只需按部就班,一挥而就。反之,为赋新辞强说愁,正所谓“强悲者虽哭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硬着头皮下笔,往往成为复制粘贴的附赘,堆砌造作,狗屁不通。
书话忌讳人云亦云。一味寻章摘句,胡乱拼凑,那是捡口水吃,嚼他人的食渣,只能糊弄些不明就里的读者。就算费尽心机,把那些打碎了重组,倘若没有独立的见解支撑,这样的文章仍会落入他人的窠臼,成为形容“美人像花儿”的后续庸才。《文心雕龙》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一篇文章没有一己之见,便形同木偶。倘若少了机智与灵光,便会毫无生机。文章画上句号便成了文字的墓穴。
书话评论冷僻著作或无名作家,或许相对“容易”。大众不了解,无路之处处处皆路,人们无所谓你“所弹何曲”,有个不难听的响声便足矣。对于名作和著名作家,众目睽睽,官方的记载、亲朋好友的小章大著,轶事趣闻烂熟于耳,形象、善恶也已约定俗成。盖棺定论之后,后来者要再评述,往往吃力不讨好。加上时间、空间的限制,第一手的资料缺乏,仅凭有限的了解和碎片信息,蒙头糊写一通,很可能闹出“盲人摸象”的笑话。当然,也有认真的作者,探赜索隐,另辟蹊径,还是能从洋洋大著中探出一片雏嫩的苗芽来,只是那一星点“翠绿”又是谈何容易!
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中说“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窃以为,这是对书话相对妥当的规范,既随性又不脱离书本身。札记和抒情,则是阅读者必要的感悟和禅发——风雨兄的《蛀书记》类近札记,纵横宽博,记叙不乏闪光点,是书话版块的独特风景;唯惜其记述过于随性,且未独立成章。止庵先生认为,书话应有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书话“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具体就是“材料的记录”“掌故的追忆”,还可以“包括一本书的版本,装帧,不为或少为人知的作者情况和写作经过,以及自己相关的收藏经历”。这样的定义,让书话写作更加具体化,不局囿于书本之内。工于考据、朴学,进行整理、校勘、注疏等工作,固然了不起,但毕竟太过于专业,非一般人能为。阅读不较古今,问学无论西东,将思想延伸至书外,变虚为实。书便不止是书,更似一颗种子,足以生根发芽,抽枝长叶。也像一盏盏灯,照亮读者的精神世界。
关于书话的书籍,我曾阅读一些,比如叶灵风《书淫艳遇录》、古剑《书缘人间》、陈晓维《买书记历》、林文月《写我的书》、詹志宏《旅行与读书》、金克木《书读完了》、梁永《雍庐书话》、钟叔河《小西门集》等等,其中不少是一水推荐给我的。家里的囤书中,也还有一些关于书话的著作,尚未开卷,如程千帆《闲堂书简》、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周肇祥《琉璃厂杂记》等。读书本已有趣,在书中与智者学习、思辩,可不出门而知天下事,“坐驰役万里”,人生之大乐也。看名家如何读书、如何看待读书,博览众家,窥探技法各异,妙趣盎然,则是读书中之书,是另一重境界的乐趣。
在校读书时,何建民老师曾推荐给我一份很好的杂志:三联书店的《读书》,是学术性、思想性都具有较高水准的月刊。作者大多为教授、学者,不乏名家。三十多年来,其发表的诸多重要文章,“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界的风貌”。我长期订阅《读书》,其中刊载的不少文章专业性强,有的甚至艰涩难懂,颇有嚼青橄榄之况味。2012年,我买了《读书》编辑扬之水的著作《<读书>十年》。厚厚三大册,洋洋百万言。书中记录作者买书读书的乐趣,讲述哪天拜访施蛰存、黄裳、辛丰年、钱锺书、朱维铮等先生,哪天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新文章,又跟哪些作者吃饭聊天……此书之率真简洁,之明心见性,颇得美誉。只是七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法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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