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lvhq018 于 2023-5-17 10:01 编辑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可谓憋屈：文学艺术方面早有唐宋元（唐诗宋词元曲）登峰造极，后辈只能暴腮龙门，思想哲学更是周朱程（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理学如日中天，群星为之黯然失色。明朝所谓大儒，大都靠给前三代提鞋立世。中后期，虽有陈献章、湛若水之类稍敢标新立异，也遭奉经数典者群起而攻，侮辱至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阳明的心学能破茧而出，若暗室一炬，除了其人格纯美（徐渭评：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守仁则‘以人掩其书’）、文采飞扬（纪晓岚评：守仁……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思想清丽（梁启超评：阳明……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还与他的心学本身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其体现出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更具有现实主义意义。当然，王阳明之所以能在旧纸堆里披荆斩棘，集天下之大成与一己，更与其思辨之缜密，逻辑之严谨有很大关系，这体现在他阐述心学理论时善用先哲经典，以否定之否定方式，变腐朽为神奇，以支持自己所论。
阳明心学讲究时时保持心性纯洁，处处进行扬善去恶。有弟子拿出《诗经》问：孔子自己说“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为什么还收录卫风10篇、郑风21篇？是不是像朱熹注释的那样，诗经三百篇，好篇章能引人向善，郑卫之风则用于作反面教材，以惩戒人心中之恶，不走邪路？王阳明当即用否定之否定予以驳斥，他先否定《诗经》所录，认为孔子所定的三百篇，都是雅乐，现在流行的收录有卫风、郑风的版本，肯定是“焚书坑儒”后的所谓学者们为凑数强加进去的，不是孔子本意；然后又否定朱熹所言，淫乱之词，市井喜欢得不得了，哪能起到警示作用啊？朱熹那样说，不过是因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牵强附会罢了。两次否定后，王阳明给学生注入了肯定的答案：一心向善。
有弟子问：看书看不明白怎么办呢？王阳明趁机以否定思维引导：你只是在文义上挖掘，当然弄不明白，就像朱熹，认为天理是外在于我的普遍道德观规范，人只能通过外部学习获得“道理”，所以看的书虽多，解析也深刻，但终身也没有所收获。之后，又在《朱子晚年定论》中，让朱熹自我否定，以朱子晚年的觉醒，否定其早年不注重反求自己内心的错误。进而强调：“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通过否定之否定，使阳明心学之“学贵反求于心”水到渠成。
我们知道，心学的精髓是“知行合一”，心即理即天即良知，知是良知，行是致良知，知行合一是天理与实践的统一。所以，对于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所言“析之极精不乱，说条目功夫；然后合之尽大无余，说明明德于天下”，王阳明以《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给予否定：圣人早说过，心即理（精一），心与理哪能分开而论呢？“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否定了朱熹之后，他又不失时机对陆象山的“精一”论加以否定，虽然他不敢全盘否定陆象山，因为包括他的弟子们都认为阳明心学与陆象山一脉相承），所以他只说陆象山心学“只是粗些”，再深究，便含糊其辞：“他（指陆象山）心上用过功夫，与揣摹依仿、求之文义自不同。但细看有粗处，用功久当见之。”——陆象山学说粗糙的地方，用功久了自然就能发现了。朱熹认为理是人心的存储物，是珠宝与珠宝盒之间的关系，即理与心“二元论”，而陆象山虽然反对朱熹，认为“心”有主观能动性，但他把“心”提到无尚高度，心是形而上者，理是形而下者，其本质依然是心理“二元论”。王阳明是有名的稀泥匠——哪有什么“理上心下”（朱熹）和“理下心上”（陆象山），圣人（《尚书》）早就说了：精一，心即理，知行合一才是真理啊！
王阳明是注重实践的人，实践的成功，就是“致良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心学是了不起的，他本人及其弟子以至于影响中国近代史走向的“泰州学派”的徒子徒孙们，很多都是出仕高手，成绩斐然。而在参悟心学的过程中，王阳明也会用一些模拟题启发实践。对于模拟题的解答，王阳明也善用否定之否定。比如，模拟题为《论语》中的一段对话：“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这是孔子时代一个著名历史事件（子路因此事件被杀）。“卫君”指卫灵公的孙子辄（出公辄），其父蒯聩，是卫灵公和南子所生。南子淫乱，时为太子的蒯聩看不惯，刺杀南子无果，逃到晋国，投靠赵鞅。卫灵公死后，南子立蒯聩的儿子辄做国君。而赵鞅则想让蒯聩回卫国，立他为君。这就是所谓“父子争国”。子路所问，正是这个当口：“如果出公辄让你辅佐他，你想先怎么做？”孔子说：“必先正名！”也就是说，先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至于怎么正名，孔子没说——这就有了模拟题的问题，怎么正名呢？事情的结果是，后来蒯聩回到卫国发动政变，做了卫国的国君（卫庄公），他的儿子辄只好出逃。结果蒯聩他也好景不长，被攻打卫国的晋国的军队杀死。
王阳明先否定朱熹对孔子所谓“正名”的解释：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蒯聩的弟弟）——孔子哪能这么干呢！别人恭敬地请他帮忙治理国家，他却要先把人家废除另立一个国君？不符合人情天理啊。然后，王阳明又否定了历史真实事件的做法，即父子争国，无良知，国必败（卫国因此而衰败是史实）。两次否定后，王阳明给出了“致良知”的标准答案（即孔子“正名”应该是这样的）：
既然卫辄要把国家交给孔子，说明卫辄已经被孔子的高尚品德感化了，明白做人必应孝顺。所以卫辄定必会痛哭流涕迎接父亲回来。卫辄这样真切地痛改前非，蒯聩必会被儿子的行为深深感动（父子之爱本来就是人的天性嘛）。迎父归来，卫辄再真诚还权让位，并请求以死谢罪。蒯聩定会感动至极，加之孔子诚恳斡旋调解，绝不会再接管国家，而一定会命令卫辄继续治理国家。蒯聩与大臣、百姓会宣扬卫辄仁孝的美德，然后请示天子，昭告诸侯，坚决要求卫辄继续担任国君。卫辄不得已，按照后世皇帝的做法，率大臣、百姓尊蒯聩为太上皇后，卫辄才恢复国君之位。如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其份，名正言顺，天下一举而治——当然，这是猜想。
普遍认为，王阳明的心学主要从陆九渊和“二程”处传承。但王阳明并不是全盘接受其衣钵。比如程颢关于人生精神追求的命题“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看似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理念，与王氏心学完全符合。可王阳明并不给面子，他仍然要深究。在《大学问》中，王阳明追究道：仁心善性是人的本然，“仁者”有，“不仁者”也有，只不过“不仁者”的“万物一体”本性是被世俗的尘埃蒙蔽了而已。否定了程颢以后，王阳明也没忘记否定墨子，因为墨子哲学观是“兼爱”，这似乎是更纯粹的“万物一体”。王阳明却不这样想，他认为，“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即“仁”必须先有个开始处，就像树木，必须先有个根，有根才能抽芽，继而发干，继而生枝得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无根便无芽无干无树，便不能生生不息，又哪来的仁呢？经过两次否定，王阳明确立了自己心学的本质，“神州人人皆舜尧”。
从王阳明及其弟子流传下来文字看，说王阳明的心学是在否定前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不为过。他不但否定与儒家不同的老子、荀子、告子，以及佛家的一些观点，同时也否定包括陆九渊、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很多大儒的观点。但他唯独对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观点全盘接受，因为他清楚，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下，如果连以上四圣也加以否定，他的心学就没了根。于是，在四圣的某些论述上，出现与其心学相左的观点，聪明的王阳明选择变通的否定方式加以辩解。比如，心学主张“学贵反求”，修道是自修，自己修炼内心，而不是外在的教化。所以，当有人拎出朱熹对《中庸》的一段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注疏说事时，王阳明毫不客气地对朱熹加以否定。朱熹注疏的大致意思是：上天的命令就是本性，循着本性走就是天道，圣人天生具备天道，所以其率性而行就是循天道，普通人往往跑偏，所以圣人要修道，给常人立规矩，用礼、乐、刑、政等施教化。王阳明反驳直截了当：道即性即命，本来是完完全全，不增不减，不用修饰，哪需要圣人来评价规范呢？如果修道还用教化，那《中庸》接下来又讲“故君子慎其独也”干什么？慎独不就是自修吗？所以修道是自修——时刻防止自己偏离“道”。
对于朱熹，王阳明说批就批，但子思的话就在那摆着，不能假装看不见吧？如果说子思也说错了，那等于说王阳明自己错了。那怎么办？变通呗。“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这等于把自己的观点强行加给子思了——人家子思所说的“教”不是大家理解的“教化”。为了证明子思与自己一致，王阳明搬出同样是出自《中庸》的话：“自明诚，谓之教。”你看，子思所说的“教”，是“自诚明”的意思，自己诚意清明，就是教，这不是“自修”是什么？紧接着，王阳明又拿出抠字眼的功夫，以证明自己“教”的理解的准确性——子思“修道之谓教”的这个“教”，实际上与《礼记》中“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的“教”是一个意思，是天理，是规律，是法则。天理就在那里摆着，人人都看得见，我们只要戒慎恐惧，保持诚意内心与“理”就合而为一，这是主动的行为，是自己的功夫。
对于自己的弟子，王阳明也常常用否定的方式启发弟子自己找出肯定的答案。我印象最深的是王阳明与弟子薛侃在除草过程中的一番对话，期间，王阳明极尽思辨之能事，用连续的否定指导薛侃悟出“心学”真谛：
薛侃：为什么天地间善难培恶难除？ 王阳明：因为人们还没有养善除恶。天地间生机盎然，就像花草一样，哪有什么善恶之分？你想看花，就认为花是善的，草是恶的。如果你需要草，又会认为草是善的。这样的善恶，都是你心中的好恶，所以说是错误的。 薛侃：那善恶就没有区别了吗？ 王阳明：无善无恶是天理的静止状态，有善有恶是你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如果你实践活动中不掺杂自己的好恶，自然就无善无恶了，也就达到“至善”状态了。 薛侃：那佛教所谓的“无善无恶”与您所说有什么区别？” 王阳明：佛教执着于无善无恶，其他一切都不管，所以不能够治理天下。先圣人所谓“无善无恶”，是执着善，不执着恶，不因实践活动改变内心本初。这样，就能循着一个天理，按照天地运行的规律，中和适宜地生活和处事。 薛侃：既然草本无恶，那就不应该除草了。 王阳明：你这样想，是又回到佛、道两家的观点了。草既然成了障碍，除掉又何妨呢？ 薛侃：除草难道不是为善为恶吗？ 王阳明：不执着为善为恶，并不是一点也没有好恶之分，若如此，你不成了没有知觉的人了？我说的不刻意为善为恶，意思是好恶必须完全遵循天理，不夹杂一丝私心。谨遵天理，与没有好恶一样。 薛侃：怎么除草才是谨遵天理，不带私欲呢？ 王阳明：草对你有妨碍，依理应除，除去就是了；即或没除干净，也不要再惦记了。你有了惦记，就有了私心，再去做，就不能谨遵天理了。 薛侃：这样说，那善恶是在物外了？ 王阳明：是的，善恶只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就是善，动气就是恶。 薛侃：那事物到底有没有善恶之分？ 王阳明：在心在物都一样。孔孟之后的学者们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舍弃本心去追求心外之物，把格物的学问搞错了，没日没夜在心外寻求天理，只落个“投机取巧”，最终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 薛侃：既然如此，那《大学》里为什么要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呢？ 王阳明：这正是专心遵循天理，天理就是这样，没有私意去为善为恶。 薛侃：喜好美色，厌恶恶臭，不正是私意吗？ 王阳明：这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遵循天理。虽然遵循天理，也容不得丝毫私意。所以，如果有丝毫怨恨或喜乐，心就不能保持中正平和。必须保持旷远宁静的公心，才是心的本原。明白了这个，就会明白儒家的“中和”之道了。
至此，王阳明的落脚点在《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上，用子思的话诠释自己“知行合一”的心学理念。
老师与学生探讨问题，老师肯定是强势的一方，在难以自圆其说时，老师一般以“你太愚钝了，自己慢慢悟去吧”结束讨论。这招孔子用过，王阳明也用过。但如果跟友人交流，欲说服对方，非有超强的思辨能力和清晰的思想体系不可。所以，在《答徐成之(壬午)》和《答徐成之(辛未)》两篇给友人徐成之的书信中，王阳明展现出了卓越的思辨功夫，我们也因为其论述的严密性和清晰的逻辑性得以了解王阳明心学的思想脉络。
两封书信讨论的焦点是曾经的“朱陆之辩”，朱熹和陆九渊，是南宋时期儒家学派两颗最耀眼的明星，一个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一个是心学的大辂椎轮，著名的“鹅湖之会”和以后朱熹和陆九渊及其弟子们的书信辩论，都是这个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空绝之举。
说实在的，王阳明虽然勇于否定权威，但也只是在语句上、注解上加以否定，要否定诸如朱熹、陆九渊这样的大儒的思想体系，他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胆量。如果前面有座山，你推不翻它，就不如把它变为“靠山”。王阳明就是这样做的。
围绕《中庸》中“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理学认为，“尊德性”是存心养性，“道问学”是格物穷理，所以教人，应以“道问学”为要，通过教育，达到“尊德性”的境界。心学则则强调教育应先培养“尊德性”，心正且诚，然后才能读书穷理。主张“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当然不会认同他们二人任何一方的观点，但也不敢公然反驳，于是以极尽委婉的方式先各打五十大板：“夫论学而务以求胜，岂所谓‘尊德性’乎？岂所谓‘道问学’乎？”暗指朱陆二人各自抱着求胜之心争辩，已经失了德性，已经失了问学态度，还何谈其思想体系的正确？以“尊德性”为主，或以“道问学”为事，都是有失偏颇的。
接着王阳明上演了其拿手好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陆九渊虽“专以尊德性为主”，但看他《象山文集》所记载的，“理会文字颇与人异”，不就是想亲自“格物”吗？“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克己复礼”“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先立乎其大者（指尊德性），而小者（指道问学）不能夺”等等，不都是说“道问学”也很重要吗？反观朱熹，口口声声“专以道问学为事”，却也时刻不忘 “居敬穷理”“非存心无以致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这何尝不是以尊德性为事？
打完板子，再各自给颗甜枣：朱熹折衷了群儒之说，让儒学发扬光大，他给后世的学者带来的恩泽，是不可估量的；而陆象山的立大本，求放心，警示后世学者笃实修道，也是功不可没的！
否定完毕并把朱熹陆象山变为靠山后，王阳明抛出自己的观点：圣人的学术是天下共有的，不是某些人的私人财产。做学问哪有没瑕疵的，但瑕不掩瑜，善改才是真君子，朱熹和陆象山正是这样有大气魄的人，如日食月食，谁都看得见；恢复原貌后，所有人都会敬仰。然后，中心思想来了，“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即两者是统一的，无非是“知行合一”。朱熹你也别强调“道问学”了，陆象山也别夸大“尊德性”了，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嘛。有趣的是，类似的糅合在世界哲学史上也发生过，只不过比王阳明晚了三百多年。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而他的学生费尔巴哈则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则充当了王阳明的角色，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糅合成“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
这就是王阳明，不畏强势，不蹈先辙，以至诚之心，踏足涉险，用否定先哲之勇气，探索真理。至于王氏心学是不是真理，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不可否认的是，王阳明的心学是积极的学说，是实用的思想。王氏心学既否定了骜于虚声夸夸其谈的“空想”主义，也否定了“只管低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的“老黄牛”做法，而注重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这极具现实意义。抛开这些不说，仅凭王阳明敢冒着天下人的否定、嘲笑，不顾身陷罗网而喋喋不休于自己的观点的勇毅，就值得我们敬仰。他的一生，凝结在《泛海》之中——自尊无畏！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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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17 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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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18 15:11